欢迎大家走进隋唐盛世的记忆之门——定鼎门。

　　(广场)

　　定鼎门始建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它是伴随着隋炀帝大肆修建洛阳城拔地而起的，作为整个城市的正南门，它展现了洛阳城都城的恢弘和国力的雄厚。自秦汉时起天子面南而尊，定鼎门就是国门的象征，因此具有典型的礼制特征。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基本上理清了定鼎门的沿革和布局，定鼎门为一门三道的过梁式建筑，东西两侧对称的分布有东西飞廊东西阙台东西马道等，是一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公元605年3月，隋炀帝下诏兴建东都城，第二年正月，这座气势宏伟的大型城池拔地而起。隋炀帝龙颜大悦，在当年的四月，从江都经水路到达洛阳，在龙门弃舟登岸，率领文武百官，以千乘万骑之势，浩浩荡荡的经由定鼎门入主东都洛阳，成为第一个由此通过的帝王。女皇帝武则天也是通过定鼎门前去龙门礼佛。从隋炀帝到宋真宗总共有十几位皇帝经由定鼎门出入洛阳城。现在展示的定鼎门遗址包括城门、城墙、街道、里坊、水系等遗存。遗址总占地面积约91公顷。我们现在看到的仿唐风格的城门是在定鼎门的原址之上所建的保护建筑，馆内展示盛唐时期的城门、城墙遗址。博物馆南侧是丝绸之路文化广场，对唐代路面进行翻模展示。博物馆北侧是天街、里坊展示区。“一门、一街、两坊”构成了整个遗址展示区的基本格局。

   现在我们的位置是丝绸之路文化广场，南北长146米，东西宽110米，面积一万六千多平方米。作为昔日隋唐帝国都城最繁忙的通道，门前留下了宽90米的唐代路面，上面分布着密集的车辙印、人的脚印、动物足印等，我们选取了其中保存较好的一个片段进行翻模展示，翻模区面积近一千平方米。其中在唐代路面上我们发现了很深的车辙印迹，车距有1.5米。近年，在夏代二里头宫殿区南侧的大路上，我们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两辙间的距离约为 1米。它的时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双轮车的使用痕迹。在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还分别发现了小型的青铜车軎（轴头）及铸造车軎的陶范到目前为止，中国最早的马车见于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遗址，其轨距一般为2.2～2.4米。而二里头和偃师商城遗址车辙的轨距仅为1～1.2米，秦始皇车同轨之后用到的都是1.2-1.5米轨距。而我们发现的定鼎门南侧以及西侧的车辙轨距也在1.2-1.5之间，可以说对研究双轮车的起源以及车距的演变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除此之外，在此路面之上还发现了一个最大的偶蹄目动物蹄印，经过判断为骆驼蹄印，骆驼为丝绸之路的东方使者，这些印记印证了西域与中原的密切往来，作为丝绸之路申遗的特殊物证而存在。

   能完整地“拍”下这些印迹，也得有多种巧合，才能凑成这些绝妙“底片”。盛夏大雨后的道路，土质松软，赶在城门关闭之前匆匆进城的行人和车辆，留下了清晰的印迹。经过一夜的风干，却被上游滚滚而下的洪水携带大量淤泥，迅速覆盖，这些印迹再未见过天日，鬼使神差，天造地设，促成了如此奇迹。

（博物馆内）

　　涵道，是古代用于连接城池内外水系的通道，通常穿城墙而过，与天街东西水系相连接。唐代涵道遗址，宽度约2.3米，长3.1米，与城墙宽度一致。它由大块青石砌成，中间的梭形分水石将涵道一分为二，每个水道宽0.83米。至今涵道南北两侧底部的石面上保留有16个菱形榫眼，据考古专家解释，这些榫眼用于安装铁栅栏。如今，仍保留有半截残存的生铁在榫眼之中。白天时，这些铁栅栏的作用相当于防污栏。到了夜间，城市宵禁，这种铁栅栏便成为安全栅栏。可以防止居心叵测之人顺水道进出城池。

　　与唐代涵道遗址相对应的是隋代涵道遗址。

　　隋代涵道遗址位于门址东部，同样穿墙而过。宽0.62米，长2.2米，与唐代2.3米宽的水道相比，隋代涵道的宽度明显窄了许多，并且从材质的差别中也可以查出，唐代的青石要先进于隋代砖质的涵道。到了五代，涵道的形制更是有所不同，它受到了当时社会的影响，仅为满足过水的要求而在城墙上凿出一条过水通道。它的位置就在隋代涵道遗址的旁边。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不同时期涵道的差别，看出城墙的厚度、人口用水量的不同，甚至可以由此表现出一个城市在不同时期的兴衰。因此，作为城市水系末端的涵道，也为我们研究古代城市格局提供了重要线索。

　　(序厅)

　　定鼎门是隋唐洛阳城郭城的正南门，我们现在看到的仿唐风格城门建筑是定鼎门遗址博物馆，馆内向大家展示的是盛唐时期的城门、城墙遗址，除了中间的门楼、过道外，两侧依次设置有飞廊、马道、阙台、城墙等，馆内展示的城门城墙遗址东西长约170米。

　　古时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古代的城市大多是由城墙围合而成的封闭空间，城门成为沟通城市与外界的窗口。

　　借助都城城门高大的门楼以及门前与主干街道共同构建的开敞空间，成为皇帝即位、大赦和赏赐、国家祀典、宣慰和献俘仪式、送行和迎接、节庆娱乐等重大仪式和活动的举办地，凸显其规模的宏大和地位上的重要性。隋文帝曾“盛陈百戏”于端门南洛水畔的定鼎门大街；唐中宗曾亲自为罢相的张柬之赋诗送别，并命群臣于定鼎门外为其饯行。

　　作为隋唐洛阳城郭城正南门和重要街区遗存的定鼎门遗址，2014年6月22日，列入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遗产区的城防体系遗迹、里坊街巷遗迹、漕运水利遗迹以及出土的可移动文物，共同见证了东方农耕文明发展鼎盛时期帝国的文明水平；定鼎门“一门三道两阙”的独特形制，更加彰显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展现了唐代都城城市文化的礼制特征及其影响力。

　　洛阳，位于伊洛河流域的东端、黄河中游的南岸，由秦岭余脉崤山、邙山、熊耳山和嵩山围合而成，伊、洛、瀍、涧四条河流蜿蜒其间，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中心区域。自古被誉为：“河山控戴，形胜甲于天下。”这里十省通衢，居天下之中，便于控御四方。“崤函有帝室之宅，伊洛为王者之里。”这里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帝王理想的建都之所、兵家必争之地。

　　中国历史上有十三个王朝在这里修建都城，四千多年的建城史，一千五百多年的建都史在洛阳留下了五大都城遗址。

　　五大都城遗址分别是夏都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故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被称作“五都荟洛”。五大都城遗址分别是夏都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故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被称作“五都荟洛”。

　　其中，二里头夏都遗址为夏代晚期都城斟鄩的所在地，是迄今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和最早的双轮车辙痕迹。

　　偃师商城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商代早期城址中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座帝都。

　　汉魏故城遗址始建于西周时期，此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朝代相继以此为都，至唐初废弃。面积最大的时候达到一百平方公里，是我国所发现的都城遗址中，面积最大的一座。

　　东周王城遗址是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建都于东周王城，东周王城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周代政治、经济、文化和整个城市发展史的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是中国城市考古的重大收获，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发现的“天子驾六”车马坑，更是震惊中外。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繁盛的时期。您现在看到的是根据考古发掘结合文献记载绘制出的隋唐洛阳城想象示意图。

　　隋唐洛阳城城市平面略呈方形，面积47平方公里。隋唐洛阳城前直伊阙，背倚邙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隋唐大运河和丝绸之路两条文化走廊在此交汇，是当时人口近百万的国际大都会，在世界同期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三月诏令营建东京，次年正月建成。大业五年正月改称“东都”，地位仅次于长安。隋唐洛阳城由宫城、皇城、仓城、外郭城四部分组成。宫城、皇城、外郭城相对独立，相对封闭。城市的核心为宫皇城区，宫城是帝王居住办公及中央衙署的所在；东宫则是太子的居所。宫城正南与之相接的是皇城，中央衙署所在地。由于皇城无法容下更多的政府衙署，尚书省、军器监、大理寺等机构均建在东城。东城的北面是仓城，仓城是国之根本、粮食储存之所；而郭城内的里坊区则是达官贵人与百姓的居所。从这幅图上可以清晰的看出定鼎门位于隋唐洛阳城轴线的南端，作为城市轴线上的标志性建筑，定鼎门在隋唐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定鼎门位于城址南北轴线的最南端，是规格最高的郭城门。门址以北天街东、西两侧分布有洛阳城市两处里坊遗址——明教坊和宁人坊。一门一街两坊构成了当年帝国都城的主入口。门址、城墙、里坊、水系、街道、唐代路面等遗迹，出土的两千多件文物见证了隋唐帝国的城市格局及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见证了东方农耕文明发展鼎盛时期帝国的文明水平，并与丝绸之路上繁盛的商贸往来具有密切关联。

　　“天人合一”的建城思想：隋唐洛阳城“前直伊阙，背倚邙山”，城市轴线偏于西部，改变了中国历代都城中轴对称的城市布局，体现了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规划思想。

　　“象天法地”的建筑布局：隋唐洛阳城的宫城、皇城位于西北高亢之地，俯视全城，以象天上北斗；外郭城街道经纬分明、纵横交错，整齐排列的坊（市），犹如天上星辰拱卫北斗，形成主次分明、井然有序的城市功能分区。

　　“洛水贯都”的山水城市：隋唐洛阳城作为中国文明史上具有支撑帝国命脉的超大规模的水运工程——隋唐大运河的枢纽城市，在城市规划中首次将国家漕运系统与城市布局进行了密切结合，创立了“洛水贯都”模式，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城市格局与物流能力直接结合的典型案例。

　　“名园遍布”的园林城市：唐宋时期的洛阳，有“天下名园重洛阳”的美誉。城内名园遍布、环境优美，是典型的“生态园林城市”。

　　根据隋唐洛阳城遗产构成要素——城防体系、宫皇城中心区、里坊街巷、漕运水系、私家宅园等，通过南城墙保护带和设立以宫城区和定鼎门为中心的都城南北轴线视觉通廊，确立隋唐洛阳城的纵横坐标，基本确立了隋唐洛阳城整体格局在现代城市空间上的保护框架。目前我们已经建成了定鼎门、明堂天堂、含嘉仓、回洛仓等保护展示工程，正在实施九洲池、应天门等保护展示工程，正在谋划定鼎门遗产区、南城墙、天津桥等保护展示工程，以点、线、面结合的展示结构，逐步实现重要遗址的重点保护展示，系统诠释隋唐洛阳城的格局要素与文化价值，探索实践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双赢。

　　定鼎门遗址是隋唐洛阳城的主入口和重要街区遗址，遗产区面积91.3公顷，门址、城墙、天街、水系、里坊等遗存构成了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支撑价值，真实完整地体现了隋唐时期的城市轴线、里坊制、外郭城格局，见证了东方农耕文明发展鼎盛时期帝国的文明水平，展现了唐代都城城市文化的礼制特征及其影响力，并与丝绸之路上繁盛的商贸往来具有密切关联，是丝绸之路鼎盛时期东方起点城市洛阳城的代表性遗存。

　　定鼎门南对伊阙，位于城市轴线最南端，是隋唐洛阳城郭城正南门，也是郭城多座城门中规格最高者，是丝绸之路交通进出隋唐洛阳城最繁忙的通道，是城市南北轴线上的重要节点，在城市总体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

　　唐代定鼎门门址保存最为完整，已探明主体墩台东西长44.5米，南北宽21.04米，被两道隔墙分隔成三个门道，墩台四周包砖。此外还有飞廊、马道、阙台、城墙和涵道等遗存，是隋唐洛阳城城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定鼎门门址南侧的唐代路面存有密集的车辙、人的脚印、动物蹄印等遗迹。动物足印大小不一，较小的有6-7厘米，大的偶蹄动物蹄印直径达20厘米，为当时骆驼的蹄印。骆驼蹄印作为丝绸之路商贸活动的重要载体和独特物证，印证了西域与中原密切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

　　隋唐洛阳城充分利用城市地形地势以及伊、洛河与黄河的水系关联，规划了通济渠、通津渠、漕渠、运渠等人工渠道，组成了贯穿城市东西南北的系统水运网络，不仅有效解决了漕运问题，使里坊、仓储、市场的交通连为一体，还解决了城市的给排水问题。

　　文献记载通津渠由“厚载门东入都城，经天街北，天津桥南入于洛”。通济渠自东都城西南角入城，过通济坊、西市、广利坊，在大同坊与通津渠汇合后，曲折向东北流，于城东入洛河。

　　隋唐洛阳城的道路大致分为五级：1.城市轴线：定鼎门大街；2.通往城门的主干道，如永通门大街等；3.里坊之间的道路和环城墙内侧的顺城街，如定鼎门大街西第二大街等；4.坊内十字街；5.坊内环坊墙道路及巷曲。

　　定鼎门大街，又称天街，北起端门，南抵定鼎门，复原南北长4200米，残存长3000米。史称天街宽百步（古代称一脚向前迈出后着地的距离为跬，两跬的距离为步。一步＝1.47米）。考古实测宁人坊东坊墙与明教坊西坊墙之间为140米，与端门大街相连，是贯通郭城、皇城和宫城的最重要的南北向道路，是隋唐洛阳城城市轴线格局的物质遗存。

　　隋炀帝“盛陈百戏”、唐高宗在则天门城楼接受献俘、唐玄宗大集散乐，都在这条街上举行的。（数据对比：北京长安街60－120米、洛阳龙门大道90米）

　　临定鼎门大街两侧坊门形制大于其他坊门，展现了隋唐时期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典型礼制特征，体现了古人突出城市重要道路两侧里坊沿街立面形象的城市设计思想。

　　宁人坊：考古实测宁人坊南北长527米、东西宽462米。坊门位于坊墙正中，为单门道结构，由墩台和门道构成。墩台坊墙分别夯筑，门道连接坊内十字街和坊外顺城街。坊墙外侧以及十字街两侧设有排水沟，是隋唐洛阳城里坊的物质遗存。

　　唐代建筑基址：在坊内东南部发现一方形建筑遗址，边长10.4米，台基为夯土筑成，四周有包砖和散水痕迹。台基北侧发现有轩廊（廊房）遗址，方形台基和轩廊之间发现有3条通道基础，从建筑结构看，轩廊应为方形建筑院落的北廊。轩廊之下叠压有一条东西向石子路，路宽1.5米。出土有鎏金铜造像、石刻造像和《大方便佛报恩经》经幢等文物。

　　未来的定鼎门丝绸之路遗产区将充分挖掘文化内涵，活化历史记忆，融入现代生活，满足国内外公众品读历史文化、慢享绿色生活的需求，使之成为集考古研究、文化教育、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文化空间。

　　（飞廊）

　　飞廊，位于主城门楼东西两侧，是连接主城门楼和阙台的通道。因远观像鸟的翅膀，故称飞廊。隋唐时期城门飞廊主要有两种式样，一种平面呈曲尺形，隋唐洛阳城宫城正大门应天门遗址和大明宫含元殿遗址均是此种式样；另一种平面呈直尺形，此种形式仅发现于定鼎门遗址。飞廊北侧坡度约为20°的斜坡是马道遗址，马道是城门建筑中非常重要的设施之一，以斜坡为主要形态，通过不断爬升高度来实现攀登城门楼的目的。斜坡形态的马道不仅可使人骑马直接登上城楼，而且在战备时也方便士兵们搬运粮草和战备品。

　　（马道）

　　地面通往主城楼的登城道路，宋称“慢道”或“幔道”，明清称为马道，分为直坡式和折举式两种。

　　马道通常设在城墙内侧、城门墩台的侧面。宋元以后，其表面有的用砖铺成砖棱向上成锯齿形的“礓蹅”，有的铺成台阶状。

　　定鼎门马道分别位于墩台东西两侧，紧靠城墙内侧，边缘设勾栏，内侧有排水沟，为直坡式马道。定鼎门西马道西端距西阙东约10米，东端与墩台相连，东高西低。唐代早期马道东西残长22.9米，南北残宽4.7米，坡度20度，北壁底部和西壁底部壁面上残存有涂有红色颜料的白灰墙皮。

　　（墩台遗址）

　　这里是墩台遗址，墩台是城门楼的基础部分，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44.5米，南北宽21.04米。

　　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修建东都洛阳城，都城的正大门始称建国门。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秦王李世民攻破洛阳城后改称定鼎门，取意定鼎中原。这座随城而起的南大门在历经了隋代、唐代、五代，沿用至北宋末年，使用时间长达530年之久，是目前为止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古代都城城门。博物馆展示的是盛唐时期的门址。门，是中华传统文化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建筑的一部分，也是富贵贫贱、盛衰枯荣的代表。从具象到抽象，从家门到国门，都是一种标志和象征。洛阳，作为隋唐两代的东都，是国家的缩影，从秦汉时起，天子面南而尊，修建的都城坐北朝南，南门就成了都城的正大门，定鼎门作为隋唐两代洛阳城外郭城的正南门，可以说这里就是国门的象征。

　　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伴随着洛阳城的完工，郭城正南门称建国门。年号“大业”、门称“建国”足以看出隋炀帝初登皇位时的雄心壮志。定鼎门是隋唐洛阳城外郭城的正南门，也是外郭城各座城门中规格最高者，是丝绸之路进出隋唐洛阳城最繁忙的通道。

　　城门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墩台、隔墙和门道。东西墩台之间以两道隔墙分隔成三个门道，宽度均为5.8米，南北进深均为21.04米。作为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门，定鼎门长达500多年的使用时间展现了当时工匠们高超的建筑工艺和聪明才智。接下来我们通过保存最好的西门道向大家介绍城门的结构：门道两侧各有15方地栿石，分别位于门道两侧壁面下，底部有土衬石，地栿石彼此不相连，彼此之间留有间隙，间隙之中主要砌垒青砖为内壁，其外涂抹白灰，再外涂抹具有装饰意味的红色矿物颜料。地栿石上有圆形的榫眼，用于安装大型排叉柱，起到支撑城门的作用。排叉柱为木质，发掘时已朽烂成灰。据专家推测，排叉柱体半边嵌于门道两侧夯土或砖壁中，另外半边明露于外，明露部分涂红漆。在古代，对建筑物的装饰色彩也有等级划分，除了金色（黄色）为皇家专用，其下依次为：赤、绿、青、蓝、灰、黑。所以定鼎门可以用到红色为装饰色，也从侧面说明了定鼎门的重要地位。

　　墩台外有包砖，起到巩固墙体和美观的作用，都由青砖砌成，层层相错，逐渐内收，使城门横截面呈上窄下宽的梯形平面，显得厚重大气。

　　盛唐前期定鼎门墩台外侧的包砖可分为基槽、外皮和内墙砌砖三部分，其砌作方法及所用砖材迥然不同。基槽砌砖主要用平头整砖，讲究顺向错缝平砌；外皮砌砖主要用斜面砖，用磨砖对缝的工艺，讲究顺向平铺；内墙砌砖多用平头残砖。包砖外壁漫抹草泥灰、白灰墙皮上有红色颜料。

　　隋唐时期，只有皇帝居住的宫城城门和城墙才有资格用青砖包砌，皇城的城墙仅有城角部分为砖砌，而郭城的城墙一般为夯土，而定鼎门大面积使用青砖凸显了当时作为国门的高规格“待遇”，青砖磨砖对缝的工艺，更可见其在营建者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门道正中装有门限，两侧设有门砧石、立颊石。一般城门的门砧石通常放置在门道中部地栿石外侧，底与墩台底部夯土相接，而定鼎门的门砧石是直接嵌入门道中部地栿石外侧面上事先凿好的浅槽中。门砧石面上有一大一小两个凹槽。大的凹槽用以安嵌立颊石，小的凹槽用以安嵌门枢（门轴）。立颊石平面和截面呈长方形，每件立颊石上，都有两个凹槽。一个凹槽位于立颊面上，用于竖栽门柱的。另一个位于立颊朝向门内的立面底部，用以嵌镶门限。

　　西门道东西两侧最南和最北两端都平置一块方石，方石体型稍小，表面磨光，并无圆形榫眼，又置于地栿石外侧，应是文献所记载的撞石，用于防止车辆通过时损坏城墙而设置。

　　门道内的路面保持比较完整，当时的铺路技术和今天有异曲同工之效，门道内路土分为三小层，下层为河卵石路面，上面两层是路土面。

　　下面就让我们踏上中门道去追寻丝路的痕迹。

　　公元605年3月，隋炀帝下诏兴建东都城，命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共同修造，第二年正月，这座气势宏伟的大型城池拔地而起。隋炀帝听后龙颜大悦，在当年的四月，从江都经水路到达洛阳，在龙门弃舟登岸，率领文武百官，经由定鼎门入主东都洛阳，成为第一位由此通过的帝王。女皇武则天也是通过这条御道前去龙门礼佛。从隋炀帝到宋真宗总共有十几位皇帝经由定鼎门出入洛阳城。

　　（丝绸之路）

　　洛阳地处黄河流域，桑蚕、丝织业自古非常发达，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始于东汉，魏、晋继之，隋唐达到鼎盛。自洛阳向西，丝绸之路成为隋唐时期洛阳与西域之间的通道，横跨五千多公里，辗转七千多公里，通过了中原地区、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七河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洛阳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遗存。

　　隋初、洛阳与西域的交通时断时续。唐初，丝绸之路因突厥势力强盛而一度受阻，直至7世纪中叶，唐军攻灭西突厥后，丝绸之路交通才再度繁荣。

　　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开凿大运河，沟通了南北运输，使富庶之地的粮食以及丝绸、瓷器、茶叶等商货可以通过水路源源不断的运抵东都洛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水陆交通线路，使得洛阳成为南北经济交流和物资集散的枢纽。

　　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作为桑蚕业和丝织业的重要基地，奠定了洛阳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物质基础。从图上可以看出唐代我国蚕丝的产地是洛阳及其周围地区、河北区以及齐鲁地区，都是分布在大运河沿岸。唐代洛阳及周围地区不但丝产量居全国之首，而且丝织技术也是全国最先进的。唐玄宗时天下诸郡每年长贡中丝织品之精细者，如十花绫、罗、纹绫、双丝绫等，均系河南府上下至洛阳地区所出。而洛阳，凡蚕桑产地的丝织物都可以汇聚于此，从而可以保证洛阳作为全国最大的丝织品集中城市的牢固地位。

　　陆羽《茶经》提到的唐代名窑有越、鼎、婺、岳、寿、洪、邢七州，大都分布在南北大运河附近。这些名窑的产品都会通过运河集中到洛阳，所以洛阳的唐墓中出土许多尊、罐、瓶等白瓷和青瓷。而在伊朗首都的德黑兰郊区的累依遗址中发现了八至九世纪的邢窑白瓷盆、菱花盘，还有越窑的青瓷片和刻花碗；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南的阿比路特遗址中同样发现了邢窑的白瓷和越窑的青瓷。这些瓷器是先集中到洛阳，然后转输而去的。

　　通过中西贸易，西域了解到了东方有一个地大物博、盛产美丽丝绸的大国。洛阳城——“赛里斯”（Seres即中国人）一度被古代西方人当作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大国的名称，中国古代输出的主要商品丝绸也被西方赋予同一个名称并沿用至今。如果说瓷器是中国的象征，那么丝绸就是洛阳的代称。

　　隋唐时期,中国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而唐朝更为当时亚洲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当时政府实行开放性的外交政策，对外国的来华采取优待的政策，所以各国外交使节纷纷来华，这种对外交往又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

　　大业年间，西域诸国先后来东都朝贡，经商的达30余国，炀帝令在洛阳建国门外设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方馆，以接待东西南北四方少数民族及外国使臣。隋炀帝两次在东都洛阳大规模招待以西域为主的各国来宾，并举办国际贸易大会。唐代也设有四方馆，但不同的是，唐时领辖于中书省，且位于皇城中。武则天时期在从善坊设来庭县廨，以领四方藩客，后归鸿胪寺。这一机构的设置对推动隋唐时期的边疆民族关系与对外友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唐高宗、玄宗东封泰山时，四方少数民族首领及外国使节，都以洛阳为中心聚集。

　　东都洛阳经济的发达、文化的昌盛、航运的便利吸引着世界各国的目光，周邻各国纷纷派遣使团和商队沿丝绸之路和大运河来到洛阳。那一时期坊市制度非常严格，政府设有市署管理市场，胡人来此经商须向市署申请到市籍才能从事买卖活动，并且严禁临街开店。东都洛阳的三大市场依水而设，商人云集，盛况空前。其中南市（隋代称丰都市）最为繁盛，周八里，开十二个市门，市场内分312个区，商铺3000多家，仅行业划分就有120行，商品琳琅满目，堆积如山。直至唐末五代至宋时期，临街开店铺成为普遍现象，坊市制度逐渐衰落。

　　除了政府的管理之外，商家也自我结成商行，维护自己的利益。

　　隋唐时期，来自大秦、印度、波斯等地众多的香料由波斯商人或通过陆路运销洛阳，或通过海道由交趾等地再由汉族商人销往洛阳。当时洛阳有专门经营香料的香行，龙门石窟就留有唐代“北市香行”所刻的“北市香行社造像龛”，香行主要经营安息香（原产于中亚古安息国、龟兹国、曹国、阿拉伯半岛及伊朗高原，唐宋时因以旧名。）

　　龙门石窟古阳洞刻有“北市彩帛行净土堂”八个大字，说明这座石窟是北市彩帛行开凿的。

　　公元605年，隋炀帝即位，开始经营西域的活动。隋炀帝派吏部侍郎，著名的地理学家裴矩在河西走廊一带主管与西域商人互市,并了解西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山川、交通、民俗风情等情况为再次进入西域做好准备。裴矩把所获资料写成《西域图记》一书献给隋炀帝，供隋朝制定经营西域方略之用。

　　公元608年,隋炀帝派军队攻降伊吾，并在此修筑新城，号新伊吾。联络铁勒诸部，大败今青海境内的吐谷浑，并在其地设置四郡，其中鄯善、且末两郡在今新疆境内。

　　公元609年正月，炀帝从洛阳出发西巡河右，至浩暨川（青海东北部），到燕支山（今甘肃威武），于吐谷（yu）浑旧地置鄯善（今新疆罗布泊西），且末，西海（今青海都兰东）和河源（今青海兴海东南）四郡。调人前往戍守，大开屯田，保障了洛阳与西域的道路畅通。西域的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国国王或派使者，或亲自到河西晋见隋炀帝。事后，高昌王麴伯雅还跟随炀帝到京师，并娶了隋朝的华容公主为妻子，被隋朝册封为光禄大夫、牟国公、高昌王。

　　公元610年，隋朝政府在西域的伊吾设伊吾郡，在伊吾大兴屯田。对西突厥首领实施分化瓦解政策，以信义公主妻西突厥处罗可汗。

　　武则天时派大军收复“安西四镇”，后又设置北庭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共同保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是唐代在西域最高军政建制。安西大都护府管辖著名的“安西四镇”和葱岭以西、波斯以东、阿姆河以南的共计20个都督府。北庭大都护府统辖昆陵、蒙池两个都护府所管辖的天山以北、楚河以西至里海以北的广大地区，共计23个都督府。安西、北庭都护府的设置,使唐朝在西域建立了十分完善的军政管理机构,以都护府为最高行政机关,下辖军事和行政两大管理系统,官有定员,职有专任,在西域有效地行使政治、军事权利。任命各级官吏,统率边防守军,推行中央政令,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这一带都得以施行。这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巩固西北边防,发展中西交通,促进西域和中原以至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都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后汉书《地理志》详细记载西域各国东距洛阳里程，可见古代洛阳与西域联系之密切，而东西交通的线路就是丝绸之路，近百年内洛阳出土的属于异族人物的墓志铭，就都反映出古代因丝绸之路而往来于洛西域阳的人物之繁忙。

　　和守阳是唐代任职西域的一位少数民族出身的官员.在他担任碛西支度营田判官的景龙年间(707-710),曾协助安西大都护郭元振与当时的权相宗楚客推行的错误边防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后迁转北庭副都护、专知支都营田使,屯田积谷,始终十年,为加强唐朝西域边防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守阳还曾历任播川、陇西等郡的太守,在行政临民、治理地方上也有突出的政绩可纪.

　　隋唐时代，洛阳与西域诸国的社会交往更加发达，当时中外友好人士往来两地之间者不绝如缕，以唐初为例，除玄奘、义净游方天竺者外，一些著名人物的文化遗迹，近代以来也是有所发现，洛阳龙门石窟宾阳南洞的西壁，有初唐使印大使王玄策造像题记一品。王玄策，汉族，唐朝河南洛阳人。唐初贞观十七年至龙朔元年（643～661）间三次出使印度（一说四赴印度）的使节。

　　岑参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许多作品体现边塞风俗和各民族的友好相处以及将士的思乡之情，大大开拓了边塞诗的创作题材和艺术境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此诗当作于公元754年（唐玄宗天宝十三载）。当时西北边疆一带，战事频繁，岑参怀着到塞外建功立业的志向，两度出塞，久佐戎幕，前后在边疆军队中生活了六年，因而对鞍马风尘的征战生活与冰天雪地的塞外风光有长期的观察与体会。这一年，岑参第二次出塞，充任西安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判官（节度使的僚属），而武判官即其前任，诗人在轮台送他归京（唐代都城长安）而写下了此诗。

　　隋唐时期，开放的中原、帝王的礼遇和丝路之上的丰厚利益让  来自西亚、中亚、南亚和西域各国的商人、驼队等历经雪山、沙漠、戈壁、绿洲等，奔忙于丝路之上。

　　胡人，是我国历史文献对西部、北部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的统称。在定鼎门遗址中出土有胡人俑。

　　隋唐时期，洛阳就有万余家胡人商贾，城中天下各种商品十分齐全。唐代洛阳的外商经营盈利颇丰。史书记载武则天建造天枢，胡商捐款达百万亿，当时洛阳外商的人数之多、资本之雄厚可见一斑。

　　隋唐时期，洛阳一度成为东西方向往之地，众多外国人涌入洛阳，求学或从事经商、文化、宗教活动，或在中原王朝做官，寓居洛阳并埋葬于此，出土有墓志者50余方，但这只是具有代表性而已，其名不显而埋葬于深山地下者不在少数。

　　丝绸之路上的昭武九姓，是善于经商的中亚国家，这些国家的商人来华后，往往依国名取为自己的姓氏，有安、康、史、石等。和定远将军，生前定居于东都洛阳的崇善坊。安菩墓中出土有东罗马金币、三彩载丝骆驼、三彩胡人俑、三彩马、三彩骆驼等，许多俑具有胡人特征，直接反映当时洛阳和丝绸之路贸易十分繁荣。

　　漫漫丝路，起于洛阳去至罗马等地，由于经陆路传播，要经过漫漫沙漠、无人居住的荒原和气候恶劣的戈壁，自然环境的限制，决定了其交通工具主要是骆驼。有限的承载量也使得丝绸、茶叶等这些轻便的产品成为了主要货物,这也称之为“丝绸之路”的初始原因。

　　众多外国商贾前来贸易，驱赶着名驼骏马，不远万里来到丝绸之路的这座东端起点城市——洛阳。而定鼎门则是丝路交通进出隋唐洛阳城最繁忙的通道。在定鼎门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许多与丝绸之路有关的重要遗存。2007年，在门前广场下方，我们发现有唐代的路面，路面上印记犹然，有车辙印、人的脚印、动物的蹄印，其中，有一种大的偶蹄目动物印直径达20厘米左右，据专家考证为骆驼蹄印。这一发现再次说明了当时丝路贸易的繁盛、洛阳城的繁华。我们可以想象，驼铃声、车辇声，交杂的不同语言，士庶胡人往来其间，一同居住在洛阳，该是何等的热闹熙攘！今天的洛阳文物发掘中，胡人俑，骆驼俑，西域器物、纹饰更是随处可见，这些都是洛阳作为丝绸之路起点最有利的佐证。

　　专家分析，能留下如此清晰的印记，极可能当时是夏季暴雨初晴，道路泥泞，人车动物从路上走过后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记。但大雨引发的洪水随即呼啸而来，带来了大量的淤泥，把这些印记掩埋了，所以才能清晰地保留下来。

　　7-11世纪，定鼎门一直是隋唐洛阳城最繁忙的通道。丝绸之路进行了广泛与长期的经济贸易与文化的交流，西域的许多植物新品种、珍稀物品，毛皮、毛织品、珍禽异兽等源源不断西来，中国的特产及织绸养蚕种桑技术也输入西域。伴随着中华文化向西传播的同时，西域文化也传入中原，其中以宗教、杂技百戏、音乐歌舞及雕塑绘画艺术最为突出。以洛阳为起点，中华物质与精神文明沿丝绸之路不断侵润和影响西域各国和地区，为中古时期世界范围内的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隋唐时期，许多西域胡人，抱定自己的宗教信仰，到中原来传教。西方宗教也陆续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

景教经幢

　　景教是基督教派在唐代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佐证。景教是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起源于今日的叙利亚，隋唐时，中西交通以丝绸之路为主，盛行于西亚的三种宗教—火祆教，摩尼教，景教也分别随之由东传入中国，唐太宗贞观年间，波斯人来华传播景教，太宗下诏在长安兴建波斯寺，于是景教在中国内地得以传教，尤其在洛阳和长安这两京地区比较流行。

　　2006年，在洛阳出土了大秦景教经幢，残存的经幢最长81厘米，周径112厘米，为一八面体石棱柱，残存有景教经文和经幢记，上端一边刻有代表基督教的十字架，一边是景教的“天神”图像，与佛教造像中的“飞天”极其接近，可以说明基督教在唐朝曾借助佛教的艺术形式进行传播，也说明当时诸多宗教之间存在着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现象。由于景教是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所以经幢在洛阳的出土，也为丝绸之路洛阳起点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证据。

　　祆教又称琐罗亚斯德教，其创始人是琐罗亚斯德，因其崇拜“火”而称拜火教，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琐罗亚斯德教在中亚和西域开始传播，尤其昭武九姓诸邦国信仰此教者为多。到了隋唐时期，往来和定居中国内地的中亚各国人和波斯人日益增多，唐朝政府对外来宗教采取宽容政策，允许线教徒建立祆祠，据《两京新记》等文献记载，洛阳有祆祠4处，唐朝政府专门设立管理祆教的衙门—萨宝府，设立正五品的“萨宝”，是负责祆教事务的专职官员。《翟突娑墓志》出土于洛阳，其中就指出翟突娑为“并州太原人”，可见其祖辈曾居住在太原，翟突娑的父亲翟娑诃任大萨宝，就是当时粟特村落的政教大首领。

　　佛教自汉代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到唐代达到鼎盛，也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点和王朝风范的佛教艺术。许多国内外僧人云集洛阳弘传佛教、翻译佛经，日本、朝鲜的僧人来洛阳求学，洛阳成为唐代佛教的中心、译经中心。当时各国高僧汇聚洛阳，其中南印度僧菩提流支，于公元683来到中国，他在洛阳 坊佛授记寺译出的《宝雨经》为女皇武则天登基提供了理论依据。武则天时期大力提倡佛教，她在明堂举办天下无遮大会，并且在宫城中修建礼佛圣地——天堂。洛阳城内兴建的佛寺比比皆是，在定鼎门宁人坊遗址中发现的龙兴寺是其中之一，遗址中出土有鎏金佛像、莲花方砖等。

　　音乐、歌舞方面。许多胡乐，如《康国乐》、《龟兹乐》等进入宫廷。胡舞也大行其道，唐代乐舞中的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皆来自西域。西域胡人带来的大量乐器也风行一时，如羯鼓、胡笳、胡琴、箜篌、琵琶等。相传武则天施十万脂粉钱组建乐队，今天洛阳民间的武皇十万宫廷乐舞，就是对其的发掘与传承。

　　音乐被传承，食品及饮食则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芫荽。

　　在定鼎门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建筑构件，见证了隋唐时期中原农耕文明的高度的发展水平。除此之外，还出土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如陶羊、莲花纹方砖、陶制骰子、瓦当、魂瓶、陶俑、围棋等：

　　莲花纹方砖，据考证，这种花纹方砖是用来铺地的，用砖铺地可以防潮，也更加耐磨。唐代铺地砖多为实心方砖，边长有50厘米和30厘米两种，装饰纹样最普遍的是莲纹，多为仰莲居中心位置，周围绕以莲瓣或联珠纹，此外，还有缠枝纹、葡萄纹、动物纹等。这些砖瓦纹饰图案与外来文化有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很多是传统汉文化吸收了外来文化，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与思想观念、社会习俗。

　　瓦当俗称瓦头，是屋檐最前端的一片瓦，也叫滴水檐。建筑用陶种类繁多，其中瓦当最具特色，因为它具有实用和观赏双重价值。秦的瓦当以各种生动活泼的动物纹为代表，汉代瓦当则以云纹和丰富的文字内容独领风骚，唐代瓦当以莲花纹为主，在宫殿遗址中还出现了琉璃瓦，而明代瓦当则以虎头纹为主。

　　骰子，俗称色子。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骰子是在公元前2000多年年的青州战国齐墓。古代骰子材质多样，有兽骨、木头、象牙、陶土等。起初，骰子是用来占卜的工具，以后才发展成为博采的工具。据《西墅记》所载，唐明皇与杨贵妃掷骰子戏娱，唐明皇的战况不佳，只有让六个骰子中的两个骰子同时出现“四”才能转败为胜。于是唐明皇一面举骰投掷，一面连呼“重四”。骰子停定，正好重四。唐明皇大悦，命令高力士“四”“赐红”，红色通常是不能乱用的。因此直到今天，骰子的幺、四两面为红色，其余四面都是黑色。

　　陶俑，历代人物俑不仅能展示出当时的雕塑水平，而且通过其造型，能直接放映出各个时代的不同风格。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艺术风格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从隋代至唐初的“曹衣出水”（人物造像清秀瘦削）到盛唐的“吴带当风”（人物造像圆润丰厚），其中的女扮男装俑、神情各异的胡人俑等直接反映出洛阳城作为“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重要意义。

　　通过这些神态各异的胡人俑和骆驼俑，我们可以想象出一千多年前的大门内外，穿梭如织的外国人，四处响起的驼铃声，洛阳城的老百姓却对这一切从不侧目，因为这一切再也熟悉不过，而当那些高鼻卷发的异域胡商们第一次踏入这个地方，（远望定鼎门，是否会为隋唐洛阳城“雄都定鼎地，势据万国尊”的高昂气势所折服？）

　　经过东飞廊，我们从主城门楼来到了东阙台遗址。

　　在中国，阙是道路之门，礼仪之始。

　　阙，也称阙台、阙楼和阙门，是古代城市、城门、祀庙和陵墓前的一种高建筑物，通常左右各一，建成高台，台上起楼观。初始两阙没有建筑物相连，中间空缺，故取谐音“缺”为“阙”，《说文解字》有注，“盖为二台于门外，人君作楼观于上，上员下方，以其阙然为道”。阙开始是为防卫目的，后来才逐渐演变成等级的标志。

　　阙按其所在位置可以分为宫阙、城阙、庙阙、墓阙等。根据其平面形制，可分为单阙、双阙、三出阙。单阙，最简单也是最早出现的一种形制，一般平面呈方形；双阙，形制较单阙复杂，一般是一母阙侧旁附带一子阙，平面形制为凸形，子阙形制与母阙同，只是规模小于母阙。三出阙，三种形制中最为复杂的，规格最高，供皇帝享用，一般是在母阙外侧或后侧附两出子阙，平面呈曲尺形，子阙依次缩小，规模均小于母阙。子阙的数量表示了所用者地位的尊卑。

　　定鼎门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城门阙中独一无二的“一”字阙。我们现在看到的东阙台遗址，台体东西残长16米，南北残宽10.5米，残高1.45米。阙台台基外壁残存草拌泥墙皮，外涂白灰，饰以红色染料。阙台台体较飞廊台体南北均外凸2.8米。当时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城，登临邙山，遥指伊阙，由此确定了隋唐洛阳城的城市轴线，由南到北，以两山对立、伊水中流的伊阙为天然之门，以东西二阙夹建国门（也即定鼎门）而立为城市之门，凸显国门地位的尊贵，而宫城应天门的双向三出阙则是天子崇高地位的直接象征。此为隋唐三阙，体现了隋唐洛阳城天人合一的城市规划理念。

　　以隋唐洛阳城的应天门为例，应天门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时称则天门，王世充叛乱居洛时改称顺天门，李世民攻占东都洛阳后因嫌其奢华而焚之，高宗李治于显庆元年重建，后睿宗李旦因避其母讳武则天，改为应天门。应天门是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阙遗址，目前探明东阙的形制为三出阙，初步推断应天门是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辅以垛楼，向南伸出阙楼，其间以廊庑相连的建筑群体，这种建筑形式直接影响到北宋汴梁的丹凤门和明清北京故宫的午门，在中国都城建筑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以龙门——伊阙为例，伊阙是隋唐洛阳城南北轴线上的最南端，龙门山、香山两岸对峙，伊水中流，远望就像天然的门阙一样，伊阙俨然就是守望隋唐洛阳城的天然城阙。

　　以北魏洛阳城的阊阖门为例，阊阖门原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天门，洛阳城的宫城正门称为阊阖门，最早是从曹魏初期重修洛阳宫时开始的。西晋时一直沿用，北魏迁都洛阳以后，为了显示国统正朔，所营造的宫殿，宫门名称和相对位置以及宫城的规模与形制，基本上沿用魏晋旧制，宫城正门仍称阊阖门。经考古发掘，阊阖门遗址中城门基址和宫城南垣不在一条直线上，而是门址向北内凹，门前的双阙直接坐在宫城南垣形成的缺口上，双阙均系夯土筑成，两阙东西对称，单个阙体东西长约29米，南北宽约28米，两阙分别由一个母阙连接北侧和东（西）侧的子阙形成的曲尺形子母阙式。阊阖门无论从布局还是形制上，都较国内以往所见的同一性质城门特殊，而阊阖门遗址所发现的双阙是目前考古发掘所见中最早的宫城门阙。

　　以嵩山汉三阙为例，嵩山汉三阙是中国山岳祭祀建筑实物的可溯之源，是仅存的国家级祭祀建筑用阙。嵩山汉三阙由太室阙、少室阙和启母阙组成。太室阙，是中岳庙前身太室祠前的神道阙，位于登封市东太室山黄盖峰下，始建于汉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为双出阙庙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庙阙。阙身平面呈长方形，以青灰色块石砌筑，上有出檐的石质仿木结构四阿顶，阙身周身雕饰画像，在西阙南面上部有阳刻的提额“中岳太室阳城”。少室阙，是少室山庙前的神道阙，位于西少室山下，始建于汉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结构和太室阙基本相同。启母阙，是启母庙前的神道阙，位于嵩山万岁峰下山坡上，于汉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建造，结构与太室阙相同，其周身篆刻的铭文和画像是三阙中保存最好的，内容主要是赞颂夏禹治水的功绩和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忘我精神。中岳汉三阙具有突出的重要性，不仅反映了阙与神庙的位置与环境关系，而且可以作为探究早期礼制建筑形制的依据，是我国探究阙与神庙轴线基址关系的唯一现存例证。

　　以四川省雅安市高颐阙为例，高颐阙为墓阙，墓阙是建在墓园入口处的左右相对的石建筑。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古代，不同等级的人，吃穿用度都需要严格按照不同的等级要求，甚至连死后也不例外。高颐阙建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距今已有近1700多年历史，是汉代益州太守高颐的墓阙，在汉代，一般官吏贵族用单阙，官至年奉两千石以上的高官用双出阙，三出阙则为帝王专用。高颐墓阙为双出阙，东西两阙相距13.2米，东阙残，仅剩基座，西阙较完整。阙用红砂石英岩石叠砌，为汉仿木结构石质建筑，每阙由座、身、楼、顶四部分组成，舒展自然，古朴大方。主阙砌石13层，高6米、厚0.9米，子阙高3.39米，宽1.1米，厚0.5米，四面浮雕人物、车马、禽兽、花草、树木等。

　　隋唐洛阳城的郭城城墙为夯土城墙，筑夯土城墙使用的是传统挖槽板筑法，即中间开槽挖地基，两侧用木板固定夯实土层。我们脚下便是郭城城墙遗址，隋代城墙地面部分已不见，仅存基槽部分，宽约1.5米，目前发现的盛唐时期城墙的宽度为3.1米，而宋代的城墙宽度为8米。由厚度可看出，唐时的外郭城的防御能力相当薄弱，当年李世民攻克洛阳城时，在外郭城几乎没有受到阻挠，长驱直入攻至宫城门下，将郑王王世充围困至宫城中长达数十日，最终王世充在内无粮草和外无支援的情况下才投降的。这也是隋唐洛阳城区独有的特点，宫城墙厚度达十米之上并且更为高大、易守难攻，而郭城墙防御性能比较薄弱---定鼎门更多是礼制性建筑，而非防御性的。

　　（二楼）

　　走进一扇门才能真正的走进一座城，走进定鼎门才是走进隋唐洛阳城，现在就让我们登上城门楼，眺望隋唐洛阳城，通过二楼的沙盘为大家讲述隋唐东都的繁华。

　　现在我们走的是马道，古代是斜坡式的，现在为了游客方便登上城楼，改为台阶式参观通道，坡度也由原来20°提升至40°左右。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灭陈建立隋朝，隋代历两帝只有短短38年，但它的功绩是不容磨灭的，它结束了汉末以来长达300多年纷争割据的局面，为唐代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隋代取消了自两汉以来形成的举孝廉制和九品中正制，开始进行科举取士，适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大业元年，也就是公元605年，隋炀帝命将作大匠宇文恺修建东都洛阳城，同时，开始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沟通了南北运输，使江南富庶之地的粮食可以通过水路源源不断的运抵东都洛阳，保证京师长安的粮食供给，也使洛阳再度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交通枢纽，促进了洛阳的繁荣昌盛。东都洛阳城历时一年建造完成，此后唐朝和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相继以此为都，历时300余年。唐代的洛阳与长安并称为东西两京，当时洛阳经济之繁荣，文化之昌盛，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

　　（沙盘）

　　我们现在看见的就是隋唐洛阳城的沙盘模型，城圈比例为1:800，外围是地理环境的示意，不按比例。隋唐洛阳城跨洛河南北两岸而建，在规划时，将漕运系统与城市布局进行了密切结合，首次创立了“洛水贯都”的模式。隋唐洛阳城方圆47平方公里，始建于公元605年，在短短十个月期间，整座城池拔地而起，在世界建筑史上都是一个奇迹。城市的核心区宫城位于西北高亢之地，天然的地理优势成为最有力的防御，看宫城须仰望，更能显示皇家威仪。宫城是皇帝处理朝政和居住的场所。由多重小城组成，宫殿巍峨，富丽堂皇。宫城中核心区域是天堂和明堂，这两处建筑也代表着帝国的政治核心和当时先进的建造技术，明堂是武周时期宫城的正殿，是儒家的礼制建筑，为宣明政教、举行大典的地方。武则天视明堂为自己得天命的标志和王朝国运的象征。明堂建成后不久，武则天命薛怀义在明堂西北角建造供养大佛像的天堂。明堂和天堂的落成，构成了神都洛阳城最恢宏的中轴线。宫城正南与之相接的是皇城，中央衙署所在地。其中东西、南北各开四街，将皇城格化为不同的衙署区，由于皇城无法容下更多的政府衙署，尚书省（最高政令机构）、军器监（制造兵器的机构）、大理寺（最高法庭）等机构均建在东城。东城的北面是含嘉仓城（位于今老城西北部，陇海铁路从其遗址上横穿而过），含嘉仓始建于隋，历经隋、唐、北宋三个王朝，沿用500余年，是隋唐时期洛阳城内的大型国家粮仓。唐天宝年间，全国各大官仓储存粮食的总数1200万石，仅含嘉仓就达到580万石，几乎占到全国一半。仓城东西长600余米，南北宽700余米，粮窖分布密集，东西排列成行，总数达400座左右。经过现代考古发掘，已钻探出粮窖259个，其中第160号粮窖是含嘉仓已发掘的10多座粮窖中体量较大的一个，内留存有大半窖炭化谷子，推测该窖可储粮约25万公斤。

　　皇城正南门端门外铸有天枢，天枢原意是指北斗七星中的第一星——天枢星，无论季节转换，北斗七星斗柄如何轮转，天枢星总会指向北极星，以此命名，喻义万邦辐辏、万国来朝。天枢于天册万岁元年即公元695年铸成，高150尺，合今天40米左右，下方为105尺高的八棱铁柱，由铁山擎托，环绕有蟠龙、麒麟、狮子。顶端设腾云承露盘，盘上有四龙托举一火珠。据《资治通鉴》记载，天枢是武三思率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纪功德，黜唐颂周。……诸胡聚钱百万亿，买铜铁不能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铸成之后，由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工人毛婆罗造模，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洛阳博物馆正门东侧的观光塔便是依照天枢的外形而建。

　　为了连接洛水南北两岸交通，洛水之上修有多座桥。其中最著名的是天津桥。古人把洛河誉为“天河”，天津就是天河的渡口，因此起名为天津桥。隋代，它是一座由铁锁钩连大船而成的浮桥。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改建为石础桥。桥上有四角亭，桥南还有一座董家酒楼，李白在洛阳时喜欢到此饮酒放歌。他在诗中写道：“忆昔洛阳董槽丘，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为了加以疏通，曾开渠分作三股，因而分设三桥，天津桥居中北边是黄道桥，南边是皇津桥）。洛阳八大景之一“天津晓月”讲的就是这座桥。

　　天津桥一路向南是隋唐洛阳城最为重要的街道，定鼎门大街也称天街，街南北总长3000m，最宽处达到了146m，由道路本体、绿化带、坊墙组成，。沿街两侧多为达官贵人的宅邸。《大业杂记》中记载到：“该街阔一百步，道旁植樱桃，石榴两行。自端门至建国门南北九里，四望成行，人由其下，中为御道。通泉流渠，映带其间”。考古发现其路土多达16层，最早为隋代路土，最晚为新中国建立前后的路土,说明自隋唐洛阳城建设之初,直至新中国成立前,这条道路一直在使用,时间长达1300多年。

　　定鼎门位于城址南北轴线的最南端，本次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区域包括包括定鼎门门址、城墙遗址、天街遗址、里坊遗址、水系遗址等，门址东西两侧与洛阳城外郭城城墙遗址相接，门址以北天街东、西两侧分布有洛阳城市两处里坊遗址——明教坊和宁人坊。外郭城南宽北窄，平面略呈方形，周长约28公里。除西垣无门，东南北三面共开8门。城内街道纵横相交，由此形成棋盘式的里坊布局。城市内的居民区称为里坊，隋代城内有103坊，唐代有109坊。隋代洛阳城是由隋代将作大匠宇文恺设计的。唐代洛阳城是在隋代洛阳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里坊布局一般近方形，长宽约500m，相当于1里。坊四周建有坊墙，内设十字街，四面开门。隋唐时期许多名人都曾经在洛阳生活居住过。

　　大诗人白居易在洛阳任官置宅，居住在履道坊内，晚年寓居于此，死后葬在龙门香山琵琶峰上。有诗豪之称的刘禹锡，居住在洛滨坊内，晚年与白居易以诗会友，合成“刘白”，传世之作《陋室铭》就是刘禹锡被贬谪时所作。

　　洛阳城里不仅诗人云集，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更是层出不穷：唐太宗时著名宰相魏征，居住在劝善坊内，以敢于犯言直谏而著称；唐太宗和武则天时期的贤相狄仁杰，居住在尚贤坊内，执法不阿，断案入神；开创开元盛世的重要功臣姚崇，居住在慈惠坊，死后由宋璟接任宰相，居住在明教坊内，盛世局面得以继续。唐玄宗青少年时期居住在洛阳，与兄弟们住在积善坊内；城内还有太平公主、安乐公主、长宁公主的宅院。

　　皇城的西面是上阳宫，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听政之所，宫内正门、正殿皆朝东，打破了宫殿建筑面朝南的传统，引洛水穿宫而过，宫殿壮丽，无与伦比。唐代诗人王维曾写道：“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画阁红楼宫女笑，玉箫金管路人稠；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生动描写了上阳宫的建筑之奇。神龙政变后，武则天被幽禁于此，同年病逝于上阳宫，享年82岁。上阳宫遗址在今天西工区七里河、瞿家屯一带。

　　洛阳城的西面还有著名的皇家禁苑——西苑，西苑北起邙山，南至洛河，东起今天西工区，西至今天新安县境内。苑内景观秀丽，树木葱郁，各种奇花异草、珍奇异兽点缀其间。还有人工挖掘的内海，海中有人工建造的3座神山，分别叫蓬莱、瀛洲、方丈，山上建有许多亭台楼阁，足以想像西苑的奢华，到唐代西苑规模虽小但景色更美。合璧宫，是西苑中最大的宫殿，唐高宗在洛阳多住在这里。武则天的长子、年轻的太子李弘也是在这里去世的（后葬于偃师的唐恭陵）。

　　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城的同时，就以洛阳为中心开始修建京杭大运河，通济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随后又北开永济渠，向南重修江南运河。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南北全程2000多公里的隋唐大运河正式形成。

　　洛阳成为了7——11世纪杰出的运河城市，山水园林城市；成为了隋唐时期人口近百万的国际性大都会，名人荟萃，也是帝王将相、文人雅士的向往之地。

　　世界上的古代文明多诞生于河流之畔，洛河流经洛阳的部分只有195公里，这条短短的河流边上却诞生了迄今为止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华夏文明，在洛河东西两岸夏都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汉魏故城遗址，东周王城遗址，以及隋唐洛阳城遗址，这些数之不尽的历史文化遗存为洛阳增添了无上的荣耀。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说道：苑囿的兴衰代表着洛阳城的兴衰，而洛阳城的兴衰代表着时代的变迁。无怪乎北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这样赞誉到：“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眺望）

　　站在这里我们能清晰地看见天街位置，明教坊、宁人坊的坊墙标识，一门一街两坊构成了当年帝国都城的主入口。百米宽的主干道向北3.5公里直至洛河边；极盛时期的隋唐洛阳城内120个里坊呈棋盘式的格局，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当年洛阳城的宏大、壮阔。

   （走进天街、里坊）

　　我们现在走进天街里坊区，近距离感受当年天街、里坊的尺度。宁人坊面积225000平方米（340亩左右）。定鼎门遗址面积只占不到隋唐洛阳城的五十分之一。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发现，隋唐洛阳城的格局将更多的展现在我们面前，是我们更深刻的了解隋唐盛世的恢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