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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位于河南省西部的丘陵地区，属黄河流域。自古被称为“天下之中”、“九州腹地”。这里气候适宜、河流密布、山川纵横，又有“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的美誉。古时人们将山南水北的地区称之为“阳”，洛阳正是恰好处于洛水之北、邙山以南而得名。

洛阳，古称河洛，指的是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这一片区域，作为华夏文明起源之一的河洛文明正是诞生于此。“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洛阳是中国历代王朝建都之地。从入口处一直延伸到前沿的中轴坐标线上，就向我们展示了曾经在洛阳建都的十三个王朝，它们依次是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在洛阳建都时间长达一千五百多年，可以说，洛阳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古代都城之一，有“十三朝古都”之美誉。

儒学奠基于此、道教发源于此、佛教首传于此、玄学繁盛于此、理学开创于此，厚重的历史给洛阳留下了数之不尽的历史文化遗产，面前看到的这一幅河洛地区古代都城形势图上，就像我们展示了这十三个朝代遗留下的都城遗址。沿洛河东西绵延四十公里的范围内，依次分布着夏都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汉魏洛阳故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和东周王城遗址，它们的分布范围如此之密集，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罕见，在史学界有“五都荟洛”之称。古都洛阳用不曾间断的时间脉络向我们完整的展示了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10世纪之间的中国历史，无怪乎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曾经这样由衷的称赞过“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河洛文明展——史前部分

我们首先看到的第一个展柜中展示的是一件象牙化石，它长2.4米，是1959年洛阳修中州渠时发现的，保存得十分完整。纳玛象是生活在地质纪年的第四纪更新世晚期的象类，属于古菱齿象的亚属，主要生活在气候温暖湿润，水草繁茂的环境。我们在长江和淮河流域发现有距今10万年前的纳玛象化石，而当时黄的流域已不多见，所以我们推测这件象牙化石的时间至少在10万年以前。

右边还有一截多年生木本植物的化石，以及鸵鸟蛋和水龟化石，证明在远古时代，洛阳地区生长着高大的植被，气候温暖适宜，生活着各种动物，非常适合原始人群在这里进行采集和狩猎等生产活动。2012年在洛阳栾川孙家洞遗址发现的直立人下臼齿化石，和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同处于一个时期，填补了我国中原地区人类发展的空白，也证实了早在五十万年前，洛阳的先民们就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

   1994年南昌路中亚大饭店出土了一具非常完整的古菱齿象化石，古菱齿象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大象，成年古菱齿象体重可达10-14吨。其主要活动区域是在华北、华东等地区。由于这类象的臼齿磨蚀到一定程度后，齿板的中央就会扩大呈菱形，因此而得名。这具骨骼化石经复原长5.7米，高2.8米。生活在距今1到20万年前。中原一直以来都与大象关系密切，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商周、乃至两汉时期，中原地区发现的古代遗存中都有大象的形象出现，河南省的简称“豫”字的右半边，就是一个“象”字。

   从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开始，中国考古学界就在一步步的证实了中国大陆有着属于自己的新石器历史。洛阳地区分布着迄今为止所发现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类型的遗址。

裴李岗文化，因1977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新郑裴李岗村而得名，属于距今约8000-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类型。裴李岗文化以农业为主，饲养猪、狗等家畜，兼营渔猎和采集，显示出定居农业村落的特色。生产工具仍以石制工具为主，以石磨盘和石磨棒为代表性器具，它是进行粮食加工的工具，为粮食、谷物脱壳使用的。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也是最为繁盛的时期，因最早发现于豫西地区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仰韶文化是原始社会由繁荣走向分化、逐步趋向文明社会的时期。仰韶居民喜爱在河谷阶地上营建聚落，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仰韶先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同时饲养家畜，兼营采集、狩猎、捕鱼等经济活动，还从事制陶、治玉、纺织等多种手工业活动。尤其是当时制陶工艺已相当成熟，流行泥条盘筑法和彩陶制品，彩陶是仰韶文化的标志，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原始艺术形式。

伊川缸因1959年首次在伊川县发现而得名。为仰韶文化较为典型的彩陶葬具。最具代表性的一件，就是图板上所展示的绘有一幅颧鱼石斧图案的伊川缸，为1980年临汝阎村遗址出土，通高47厘米。左侧为颧鸟衔鱼，右侧为带柄的石斧，颧、鱼很可能代表古人崇拜的神灵，斧表示武器或者劳动工具。原始画师为表现鹳的轻柔白羽，将鹳身涂白色，石斧和鱼则以简练、流畅的粗线条勾勒出轮廓再填充色彩，犹如后世中国画"填色"画法，被认为是中国画的雏形。今天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陶火种器，是古人用来储存火种的工具。火在原始人的生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用来取暖、烹煮食物、开辟田地，当时人们取得火种十分困难，在不使用时把火苗储存起来，继续使用就十分的方便。同时证明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正在一步步增强。

彩陶罐，容器，1959年偃师市灰嘴遗址出土。该器红胎细腻，它与常见的彩绘陶器不同是以红彩描出网状纹及羽状纹，极为罕见，别具一格。

龙山文化因1928年首先在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发现而得名，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分布较广泛的文化类型。龙山文化时期农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不仅农具种类繁多，而且已经出现稻、黍、粟、小麦等农作物，人们的饮食生活有明显的改进。制陶业有明显的进步，普遍使用了轮制技术。

黑陶镂空高柄豆，盛食器，形制规整，造型典雅。下方的喇叭形托柄，装饰圆形镂空图案，上方为一托盘。豆形器，是古人用来盛放食物的容器，商周时期逐渐成为专门盛放肉酱和腌菜类佐味品。豆形器得名于甲骨文中的“豆”字，古人将食物放置盘中，席地而坐，下方的高柄将托盘垫高，方便取食，反映了远古时期人们的生活习俗。

骨针，缝纫工具，洛阳市东郊西吕庙遗址出土。共两件，一件长10.8厘米，另一件长3厘米。两件骨针出土时皆装在长13.5厘米、以动物肢骨制成的骨管中。骨针的形制与今天的钢针没有区别，可见原始人制作加工工艺之高超。

河洛文明展——夏商周部分

《史记》中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氏族部落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社会逐渐形成。约公元前21世纪，随着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在河洛地区的建立，中国历史进入了建立在发达青铜文化基础上的王国时期，正式步入文明时代。夏商周三代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鼎盛期，夏之后的商和西周均以洛阳为国都，作为三代更替的中心，洛阳的地位不言而喻。

嵌粘绿松石龙形器   

绿松石龙形器出土于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3号基址南院贵族墓，位于墓主人骨架之上。龙巨头、卷尾，以白玉为眼睛，以绿松石及白玉为鼻梁。龙身略呈波状，中部起脊。绿松石龙由2000余件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嵌粘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有0.1厘米，其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的文物中尤其是绿松石龙形器中十分罕见，堪称华夏第一龙。该龙的发现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白陶鬶，夏代陶器的烧制温度已经逐渐提高，出现了专供贵族使用的刻纹白陶，爵和鬶是用来喝酒和盛酒的酒器。

玉璋，1975年出土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由一整块玉料琢磨而成。阑干部分有弦纹装饰，两侧刻有精美的扉牙，尾部有一打磨规整的圆孔。  

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建都于亳。洛阳偃师尸乡沟一代发现的偃师商城遗址，被认为是商代最早的都城所在。商朝是中国青铜文明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铸造的青铜器纹饰精美，器形雄健、生动，其铸造技术已相当成熟。铜器制作主要采用合范铸造法，以分铸焊接等技术制作形制复杂的器物。偃师商城发现的精美的兽面纹大口尊、斝等，显示出当时的铸造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这件商代大口尊1974年偃师尸乡沟出土，盛酒器。敞口、斜肩，器身上的兽面纹形象，以粗犷的线条构成，兽目突出。

这件商代铜鼎内壁上，带有“子申父己”四字铭文。“子”是古代贵族爵位之一，而据文献记载夏商王族多以天干地支命名，也就是说，这是子申为他的父辈“己”所制作的一件青铜鼎，外面的玄鸟纹是商代的一种常见纹饰，商代认为玄鸟是一种祥瑞的神鸟，诗经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一说，商人将玄鸟看做祖先崇拜，玄鸟就是我们平时常见的燕子。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定都镐京（西安长安区），史称西周。西周建立之初，为加强对中原地区广大殷遗民及东南地区方国的统治，周武王命弟弟周公旦营建"成周洛邑"，正位于洛阳地区，也是文献记载中最早出现的洛阳城。洛阳成为西周时期地位仅次于镐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宗法、分封、礼乐、世袭制度，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儒家学说奠定了基础。

今天的考古发掘表明，洛阳瀍河两岸分布着大型王室铸铜遗址、贵族墓地及祭祀遗址，出土了大批铸造精美的西周青铜器及罕见的大型原始青瓷器，她们是洛阳作为西周国都的见证。

这件兽面纹铜方座簋，1977年北窑西周墓出土，为盛食器。这件铜方座簋，铸做精美，纹饰清晰，以高浮雕、浅浮雕为主要手法，将器身和方座上的兽面纹清晰生动地表现出来，两边侧耳上有头顶鹿角的象头装饰，将青铜器的狞厉与华美表现的淋漓尽致。

西周时期周公在洛阳建立的礼乐制度，主要用以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不同等级的贵族在衣、冠、铜器使用数量上有着严格的规定。青铜礼器的使用就是其核心内容。

上世纪90年代，在洛阳城东的马坡和北窑一代，发现了一系列西周贵族墓葬并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1993年，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召伯虎盨。盨是一种盛食器，《说文》中对于盨的解释是：“盨，负载器也。”洛阳博物馆藏的召伯虎盨高25厘米，长35厘米，宽20厘米。两侧有附耳，底部有四条柱状足。在盖子口沿和腹部口沿处装饰着云雷纹衬底的变形龙纹，腹部下半部分装饰了四道弦纹，柱足的上半部分装饰着兽面纹。盨作为盛食器，常见的为圈足，像召伯虎盨这样的柱状足较为少见。更为重要的是内壁有两行铭文“召伯虎用作朕文考”，表明这件器物是西周晚期的名臣召穆公为祭祀亡父所用。整件器物做工精湛，纹饰简练而精美，造型古拙而质朴。

召伯虎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召穆公，成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及我们现在所说的“共和”一词都和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史记周本记》的记载，周厉王为政暴虐，还不允许国人当街发表言论，在厉王的高压政策下，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用眼色示意，道路以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伯虎劝谏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水”，但厉王刚愎自用，并不纳谏，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在公元前841年酿就了国人暴动。厉王带着亲信仓皇出逃彘地，也就是今天的山西霍州。暴动的国人冲入王宫没有发现厉王，便转而寻找太子静。召穆公将太子静藏在了家中，国人围住召穆公家，要召穆公交出太子，召穆公迫于压力便将自己的儿子假充太子静交了出去，被国人杀掉。据《竹书纪年》记载：“（国人）执召穆公之子杀之”。 从此便开始了召穆公、周定公共同执政的“共和时期”，公元前841年也就被认为是共和元年。到了公元前828年，也就是共和十四年，厉王死在彘地，召穆公和周定公才拥立太子静继任王位，成为周宣王。按照《诗经大雅 烝民》记载：“（宣王）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可以说正是由于召伯虎的孜孜汲汲才出现了西周晚期的“宣王中兴”。

两千多年的时光流逝并没用褪去它当年的光华，历史在它的身上留下了斑驳的年轮，看到召伯虎盨的铭文，仿佛召穆公勤勉为政的身影也依稀可见，直到今天，它被珍藏于洛阳博物馆，不失为一件珍若珙璧的青铜重器。

编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用青铜铸成，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多为合瓦形为主。以大小不同的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成组，称为编钟。礼乐制度当中，也有根据身份地位不同而使用编钟数量不同的要求。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对音乐教育大加推崇，他认为礼、乐缺一不可，“乐无礼不举、礼无乐不行”，所谓“礼乐之邦”应是如此。

兔纹戈觯，1964年北窑村西周墓出土，为饮酒器。侈口，宜颈，鼓腹，困足。颈饰兔纹，上下各有弦纹。内底有戈形铭文，字体瘦长，则此为西周前期戈氏之器。

西周的玉雕工艺是在商代玉雕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一时期玉器数量大，品类巨增。洛阳西周玉器以北窑贵族墓地为代表，尤以各种动物造型如牛、虎、羊、鱼、蝉、蚕等为特色，其中的圆雕玉鸮更是刀法纯熟，线条柔美，造型生动，选料考究，充分反映了西周玉器的雕琢加工已相当成熟。

中国古代对乘舆制度非常重视。周代规定：“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是周礼的重要组成内容，被统治阶级作为代表等级和身份的重要标志。我们可以从这一组保存完整的车马器，来大致了解一下，先秦时期的马车构造。

最上方的一组车横饰，是用来装饰马车最前方的一根横木，车横与车厢之间只有一根车辕连接。驾车的马匹往往都以车辕为中心左右对称，以带动马车行进。这两对龙形铜牌用来装饰在车厢两侧，中间的这一件当卢，则是装饰在马匹额头上的面具。最下方我们看到的这个大的构件叫做车毂，也就是车轮轴心的这个位置。先秦时代的马车受到工艺限制，一般都是将车轴直接绑缚在车厢下方，马车由车毂转动，来带动车子行进。为防止车辆高速运转时车轮会发生松动、脱落的情况，在车轮外侧的车轴末端还会套上一个圆柱形的车軎来加以固定，在用一个类似于插销的车辖将车轴和车軎牢牢的固定在一起。我们看到的这一对人形跽坐车辖，就是这个作用。像我们今天使用到的“统辖”、“管辖”这类词语，就是由车辖演化而来的。

西周时期瓷器的烧制仅局限在少数地区，而且集中出土在洛阳地区的西周墓中。仅北窑西周墓地出土近300件，比全国各地出土的商周原始青瓷的总数还多，形制有罍、豆、尊、罐、瓮、簋、瓿、匜等十余种，其烧成温度已达1200度，几乎没有吸水率，接近现代瓷器的标准，标志着西周时期我国原始青瓷的烧制工艺已相当成熟。

原始青瓷，已具备了成熟瓷器的某些特征，它不仅有一层极薄的石灰釉，而且烧成温度已从陶器的1000℃左右，提高到1200℃，使得胎体呈较深的灰白色，含有一定的玻璃质，形制规整、釉色均匀，肩部带有三角几何纹线条。虽然还不完全与成熟的瓷器相同，因而称其为原始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时期洛阳原始瓷器的发展水平。

西周经历了300年的时间，由兴盛走向衰落，公元前771年，西周最后一位天子周幽王，上演了“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导致北方的少数民族犬戎攻入关中，幽王被杀，西周结束。太子宜臼即位，称周平王。

平王即位后，在内交外困的双重压力之下，被迫于次年东迁国都于洛邑，开始了历史上长达515年之久的东周时代。史学界也通常将东周划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从第一位周平王迁都的公元前770年，一直到周敬王在位的公元前477年，这是春秋时期；从下一位周元王即位的公元前476年，一直到秦始皇一统六国的公元前221年，是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列国争霸、群雄逐鹿的历史大变革时期。诸侯国势力日益强大，而作为统治者的周王室则日渐衰微。为了加强周王室的势力，王室就与强大的诸侯国联姻，我们现在看到的齐侯宝盂就是齐、周两国联姻的实物见证，在它的内壁口沿有26字的铭文，由铭文可知，这件铜盂是齐侯送给女儿仲姜的陪嫁品之一，这对研究周王室与齐国的政治地位以及齐、周两国的关系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另外，铭文的字体清秀匀称，也是难得的金文书法珍品。

洛阳地区还有另外两处东周时期重要的陵墓区。成周陵区就是其中一处。

也许我们刚才在周王都洛年表中看到东周时期是有2做都城的，一座是王城，另一座就是成周城。

成周城是西周初期修建的洛阳城。当时，周武王为了更好的控制东方，命令自己的弟弟，周公旦在今天的河洛地区，修建了成周城。到了周敬王时，发生了王子朝之变，敬王被迫将国都从王城迁都到了以东20公里处的成周城，此后的十一位天子都在这里。这些天子死后，也将自己的墓葬修建在附近。上世纪20年代末，一场大雨过后，一座大的陵墓区在洛阳孟津平乐的金村惊现于世。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贫弱时期，这些陵墓遭到了外国盗墓者的疯狂掠夺，金村出土的精美文物，都已流失海外，现藏于世界各国的博物馆或私人收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大鼎，正是目前唯一保存在洛阳的金村文物。其整体由器盖和器身两部分组成，合成一个扁圆球形，是战国时期鼎器的典型形制。

春秋时期玉器的制作加工甚为普及，战国时期琢玉工艺达到了顶峰。我们现在看到的铁芯玉带钩碾峰劲瑞，技艺精湛，带钩中芯以铁片贯通，具有极高超的琢玉工艺水平。带钩是古代男子用来束接腰带的钩子，兴起于战国时期，流行于秦汉。“庙堂之上，视钩各异”，带钩多以金银玉石、以及各色宝石装饰，也成为贵族身份与财富的象征

铜镜，兴起于战国时期，是古人照面饰容的生活用品。一般人们会将镜子的正面打磨光滑，映照人影，而镜子的背面则用漂亮的花纹装饰。这面嵌玻璃珠六山铜镜，镜背以“山”字纹装饰，其间镶嵌带有花纹的玻璃珠。这些玻璃珠形制精美、光泽度极高，而当时的中国虽然已经制作出琉璃，但这样精美的玻璃制品，其制作工艺尚未在中国出现。而就世界范围来看，同时期掌握玻璃制作技艺的地区，在两河流域和非洲的环地中海一带，这一点说明，很可能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代，亚欧大陆的两端，就已经存在着某种沟通联系。

吴王夫差剑，兵器，1991年洛阳市东周王城战国墓出土。长48.8厘米，剑体上有"吴王夫差其元用"7字，此剑的制作时间应该是夫差在位的20余年间。这是吴王夫差剑在洛阳地区首次发现，是东周时期周王室与吴国交流的见证。

这把青铜剑是战国时期的佩剑“繁阳之金”，剑身有错铜蚊脚书“繁阳之金”四字，繁阳世地名，战国时属于楚国，在今天河南新蔡县北部一带。金泛指兵器，因此繁阳之金的意思就是在繁阳铸造的青铜剑。这把青铜剑保存完好，至今十分锋利。

像这样的陶豆、陶壶、陶鼎、陶盘和陶匜的组合在东周时期的贵族墓葬中非常常见。彩绘陶器在当时是作为名器来陪葬的，不用做日常使用。彩绘陶器不同于彩陶，因为它的色彩都是绘制在已经烧制成型的陶器上的，不经过二次烧制。作为2000多年前的彩绘艺术品，彩绘线条流畅，色彩艳丽，纹样精美，保存完好，是极难得的艺术珍品。

河洛文明展——汉魏部分

公元前221年，强大的秦国一统六国，秦始皇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制国家。书同文、车同轨、设三公、置郡县，古代中国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

秦朝定都咸阳，在洛阳设立三川郡。经过短暂的统治之后，公元前202年，西汉建立，汉高祖刘邦最初定都洛阳后迁都长安，洛阳从都城转变为掌控中原及东部地区的重要军事重镇。

西汉经过二百年的统治，由盛转衰，战乱四起。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国都定于洛阳。自此以后的曹魏、西晋和北魏也先后在洛阳建都，历时长达500多年。这一时期的洛阳，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艺术繁荣，对外交流频繁，洛阳成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也成为东方文明西传的源头。尤其是北魏时期，随着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及其一系列汉化政策，北魏国力臻于强盛，都城洛阳经济繁荣，商业发达，成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京城和通达百国千城的贸易都会。

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位于今天洛阳市以东15公里处。是我国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的古代都城遗址之一。从东汉修建以来，经过历代的修缮、扩建，城址总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是中国乃至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是近代以前全球最大的城市。

汉魏洛阳故城是中国古代都城的典型代表，上承周秦，下启隋唐，集中体现了各代都城的布局特点。表现出从先秦城市的非对称式不规则布局向隋唐都城中轴对称布局的过渡，是都城规划史上的重大转折性变化，影响后代都城规划达千年之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官办寺院——白马寺；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国家天文观测台——灵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官办学府——东汉太学等。汉魏洛阳城以其历史之悠久，内涵之丰富，在中国古代都城中独树一帜，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录。

东汉时期，洛阳城大致为南北长而东西短的长方形。南北九里，东西六里，俗称“九六城”。四面共设城门12座，纵横24条大街。城内由若干个宫殿组成，宫殿布局分南宫和北宫，二宫南北对峙，中间以复道相连。南宫是皇帝接受群僚朝贺议政及国家举行重要仪式的地方；北宫主要是举行天子临朝，百官赐福，宴飨朝议的地方。南、北宫以外城区，为各类官府、太仓、武库、商市所在地和达官贵人住宅。城南郊建有规模宏大的明堂、辟雍、灵台和太学等重要礼制和教育性建筑。东汉洛阳城两宫制度、礼制建筑独立成区的城市布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汉太学位于汉洛阳故城南郊，今偃师市大郊村一带，始建于汉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是东汉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后屡加扩建，光武帝刘秀曾亲临太学视察，汉明帝刘庄还在太学亲自讲学。东汉桓帝时太学生曾达到三万余人。东汉以后曹魏、西晋、北魏相继延设洛阳太学。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这里不断有石经残块出土。考古发掘表明，太学遗址规模宏大，面积达数万平方米，是古代中国规模最大、最早的国立大学。

熹平石经，我国最早的一部石刻经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大学者蔡邕等得到汉灵帝诏准后，以隶书体刻立石碑46块，内容包括《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等，立于东汉太学讲堂前，供太学生观摩。史称“熹平石经”或“一体石经”。后代也有石经立于太学或国子监，最为著名的还有曹魏“正始石经”和唐代“开成石经”，与“熹平石经”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石经”。

东汉刑徒墓铭砖，记录了为修建东汉洛阳城而死的刑徒姓名、刑名、部属、狱所名、死亡日期等。砖铭记载，刑徒墓地使用年代从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至永宁二年（公元121年）年初。东汉刑徒来自全国各地，绝大多数是男性青壮年，雄伟的东汉洛阳城建筑是他们劳动的结晶。

两汉时期，是中国道教发展成熟阶段。升仙思想在社会中广泛流行，“事死如事生”的丧葬制度已经在社会中形成。人们开始大量运用陶土烧制出的模型，为自己营造死后生活的世界。东汉墓葬随葬陶器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器皿随葬数量巨大，大批式样繁多的陶制建筑明器，可谓汉代陶器的代表。这些建筑明器，既有供人居住的宅院和楼阁，也有储藏粮食的仓房，以及舂米磨面加工粮食的作坊和饲养家禽家畜的圈舍等等。东汉建筑明器形象具体，结构严谨，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建筑的高大，设计的精巧，装饰的富丽，是汉代地主庄园经济生活的缩影。

这件彩绘陶百花灯，是对道教“升仙思想”的最好的诠释。灯高92厘米，座径40厘米，由座、盘、枝和盏组成，灯座为喇叭形圈足，白地涂朱，绘黛色云纹。座上立有平底灯盘，盘中有一圆孔，灯柱插入其中。灯座下塑有环绕的山峦，间有神态各异的人物及虎、狼、鹿、猪、狗、羊、猴、兔、蛙等动物。灯盘沿处有八个圆孔，交替插入四枝曲枝灯盏和四枝龙形饰件。在龙尾处坐一羽仙人，头戴冠，穿红色短裤。等距的灯柱均涂朱红色，三道凸箍与盘边、灯盏均涂以翠绿色。三道凸箍上有两层四枝曲枝灯盏，盏上插有火焰纹样花饰，枝上端坐四位红色羽仙人。灯柱顶端平放朱雀形圆灯盏。陶灯共有十三盏，十三枝灯争相辉映，绚烂华美。百花灯造型挺拔，稳重，五彩纷呈，它所塑造的神禽异兽，仙人跨龙等装饰性题材，反映了汉代社会“长生不老”、“羽化升仙”的道家思想，造就了一种人神共处，人神共乐的梦幻图景，令人叹为观止。

这件汉代解注瓶，是1954年洛阳西郊汉墓出土的。小口、圆腹、大平底。在腹部周壁有朱书符箓一道，符箓意义不解，符文后有“解注瓶，百解去（长？）如律令”九字。在墓葬中放置解注瓶的目的，不仅体现在希望墓主人的安宁不被邪魔侵扰，也体现在家人希望墓主人的灵魂安息不会返回阳世滋扰，所以解注瓶又叫“镇墓瓶”。而道教是我国的原生宗教，兴起于两汉，把老子所著《道德经》奉为主要经典。在西汉早期普遍信奉“清净无为”、“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即便武帝以后独尊儒术，但道家的无为思想和升仙思想还备受人们追捧。

自秦朝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而真正将铸币权收归国有，还是在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当时流通的钱币已经是圆形方孔的铜钱，称为五铢。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件铸造铜钱陶范。

两汉交替时期，政局混乱，王莽新朝曾经存在过17年的时间。在这期间王莽进行了五次货币改制，其铸行的钱币品种之多，币值之高，在世界货币史上都是罕见的。莽钱以其独特的造型，考究的铸造工艺，隽秀的文字以及诸多的千古之谜而倍受泉家、学者所青睐和推崇。其中金错刀“一刀平五千”，形制独特，不同凡响。

金错刀因其制作精致，形状奇特，自东汉以来就为世人所喜爱。著名科学家、学者张衡在《四愁诗》中曾以“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的诗句咏之。“金错刀”铜质精良，体泛银光。其钱文虽无垂针篆之挺劲，但其深厚质朴的篆录之意与厚重笃实的钱体浑然一体，遂有“钱绝”之美誉。

汉代伏人玉环1986年洛阳涧西出土。对角长12.7厘米，口径9.8厘米，整体呈现出鸡骨白色。外侧刻饰有爬伏四人。伏人脑后饰垂发髻，巨目大鼻，脊背高拱，四肢抱环，双腿呈鱼尾形。玉环在汉代使用较为普遍，或为佩饰，或为手镯，形制多样。这件伏人玉环雕琢手法和工艺造型十分独特，以四人伏于圆环之上，形态质朴，外方内圆，艺术效果十分理想。

洛阳汉代墓室中的壁画装饰，兴起于西汉早期，流行于东汉。墓主多为高官显贵或地方豪绅。目前洛阳已发现汉代壁画墓近20座，这些汉墓壁画内容丰富、手法娴熟，深刻地折射出汉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意趣。早期神灵、仙人内容流行，是汉初黄老思想的折射；中期反映儒家思想的历史故事和神学谶纬意识愈见盛行；至东汉时，反映墓主身份和仕宦经历的宴饮歌舞、车骑出行场面逐渐丰富，反映出从西汉到东汉人们由幻想迷信的心理转向现实生活的享受、炫耀，完全是人世间生活的再现。

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专权，国家再次陷入分裂混占局面，魏、蜀、吴三国鼎立形成割据。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代汉建魏，定都洛阳，史称曹魏，都洛共46年。公元263年，蜀为曹魏所灭。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取代曹魏建立西晋，公元280年灭吴，统一全国。西晋以洛阳为国都，前后共52年。

曹魏时期，社会提倡简朴之风，随葬品亦随之减少。洛阳涧西矿山厂内发现一座曹魏正始八年（公元247年）砖室墓，全墓由墓道、甬道、墓室、耳室等组成。墓室结构保存完好，随葬品较为丰富。尤其是墓中出土了制作精致的玉杯和稀有的铁帷帐架，其中铁帷帐架上刻有“正始八年八月”纪年字样，是曹魏时期极罕见的纪年墓葬之一。

西晋铜三轮鸠车，1989年洛阳偃师南蔡庄砖厂晋墓出土。高6.5厘米。三轮，车身为一昂首挺胸长尾鸠鸟，胸前有一牵行环鼻。腹中横穿铁棍为轴。轴头两端各有宽车辋车轮一只，身尾连接处下方有一不分辋辐圆轮。史书记载自汉代以来儿童“年五岁有鸠车之乐”，“小儿五岁曰鸠车之戏”，此墓出土的鸠车反映了汉代风习在晋代的延续。

 北魏是来自东北大兴安岭的少数民族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公元493年，魏孝文帝自平城（山西大同）迁都洛阳。都洛共42年。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大力推行一系列汉化政策，加速了鲜卑族的汉化，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为中国大一统的多民族社会和谐共处的今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政策，他率先将皇族姓氏“拓跋”改为“元”姓，要求鲜卑族官员穿汉服、说汉化，并纳汉族大臣的女儿为妃，推动了汉化改革进程。

北魏元巶墓位于洛阳老城区盘龙塚村。墓主元巶是孝文皇帝之孙，曾封常山王。其墓为带墓道土洞墓，墓内出土墓志、陶俑100余件，主要由镇墓俑、仪仗俑、伎乐俑、庖厨俑组成，它们簇拥着装饰华丽的牛车和鞍马，重现了墓主人生前出行时的奢华情景，尤其是主人乘坐的牛车，牛和车呈一体，从车厢前端格子栏下面伸出的车辕套在牛身上。牛呈拉车行走状。牛俑浑劲，身披革带，驾一双辕双轮车，车盖呈拱棚状，前后檐外伸，车厢两侧各刻一象征性假窗，车厢前孔呈棂状，后开门，车轮靠在车厢左右两边，牛四肢和车的两支柱立于托板之上。陶牛车造型写实逼真，这正是南北朝时贵族盛行的车乘，极富时代特征。

北魏彩绘陶昆仑奴俑，1965年北魏孝文帝之孙元巶墓中出土。高9.5厘米。俑并腿蹲坐作蜷缩状，右手抱头，左手横置双膝之上，埋头于两臂之间，仅露满头卷发。著红色衣裤，腰束带，足穿长筒皮靴，生动地塑造出一低头掩面缩成一团的异族形象，是北朝贵族官僚或富室家中外族家奴的一种。昆仑奴俑表现的是我国西北少数民族或南洋、中亚地区黑人的形象，这件俑是公元五世纪北魏洛阳与西北及南洋中亚地区交流的见证。

魏晋时期中国青瓷有很大发展，融实用性与观赏性于一体，在成型方法上，除轮制技术外，还采用了拍、印、雕、堆和模制等技法。由于瓷器性能优于陶器，且烧制成本相对较低，逐渐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等等。这件莲花纹大瓷碗，取材重瓣莲花形象，釉色细腻，色泽温润，使整只瓷碗犹如一朵怒放的青莲。

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繁荣和佛寺的众多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北魏王朝崇尚佛法，入主中原后，利用佛教作为其统治手段，把佛教定为国教，广为提倡，形成朝野贵贱皆崇佛的局面，佛教的发展在洛阳盛极一时。都城内外寺院林立，千百万人皈依佛教，至北魏晚期，洛阳城内建寺1367所，列刹相望，其中尤以永宁寺和龙门石窟最为豪华壮观。

永宁寺位于北魏洛阳城内城南郊，今白马寺东南约２公里处。建于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是北魏洛阳城内最大的一座皇家寺院。寺院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301米，东西宽约212米，四周有夯筑围墙。永宁寺中心建筑为九层木塔，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建筑之一。据史书记载，木塔高“四十九丈”，折今136.71米。考古发掘表明，塔基高出地面8米，平面呈方形，分为二层，边长38.2米，高2.2米，内为夯土，四壁以青石镶包，台基四面皆置“漫道”，以供人上下。北魏时期社会开放，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时西域来洛阳的诸僧，住永宁寺者多达数百人。

永宁寺木塔毁于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因雷电引起的一场大火。新中国成立后，对塔基进行了科学发掘。塔基周围出土了大量与佛教有关的彩绘泥塑佛、菩萨、弟子和供养人残件，所有彩塑品皆泥质，除少数饰件为模制外，均系手工雕塑而成。这批泥塑形体虽然较小，但塑形之美，比例之准确，情态之传神，塑工之细腻，极为罕见，堪称中国古代泥塑艺术的杰作，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河洛文明展——隋唐部分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灭陈建立隋朝，隋代历两帝只有短短38年，但它的功绩是不容磨灭的，它结束了汉末以来长达300多年纷争割据的局面，为唐代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隋代取消了自两汉以来形成的举孝廉制和九品中正制，开始进行科举取士，适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大业元年，也就是公元605年，隋炀帝命将作大匠宇文恺修建东都洛阳城，同时，开始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沟通了南北运输，使江南富庶之地的粮食可以通过水路源源不断的运抵东都洛阳，保证京师长安的粮食供给，也使洛阳再度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交通枢纽，促进了洛阳的繁荣昌盛。东都洛阳城历时一年建造完成，此后唐朝和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相继以此为都，历时300余年。唐代的洛阳与长安并称为东西两京，当时洛阳经济之繁荣，文化之昌盛，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隋唐洛阳城内街道纵横，里坊井然，三市繁华，店铺鳞次栉比、商贾往来如织，万方来朝、辐辏洛阳，煌煌帝京，气象万千！

武周时期，东都洛阳城的规模更是达到了非壮丽无以重威的盛况。隋唐洛阳城由皇城、宫城、含嘉仓城、外郭城、曜仪城、圆璧城、东城以及上阳宫城等部分构成，自北向南，以龙光门、玄武门、天堂、明堂、应天门、端门、天枢、天津桥、定鼎门大街及定鼎门，贯穿圆璧城、曜仪城、宫城、皇城、外郭城，形成城市南北轴线。外郭城西南有上阳宫，始建于唐高宗上元年间，高宗晚年常居于此，武则天还政于中宗李显后也居住于此，并驾崩于上阳宫仙居殿，唐代大诗人王建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赞颂上阳宫：“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可见上阳宫建筑之奇、景色之秀。皇城东北角，圆璧城、曜仪城东有含嘉仓城，从发掘情况来看，整个含嘉仓应分布着口径15米左右、深度10米左右的仓窖400余座，刻有年号的铭砖显示，含嘉仓主要囤积着高宗、武后及玄宗时期来自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糙米、粟和小豆，由此可见，运河在漕运方面的突出作用。含嘉仓城规模之庞大，保存之完整，贮藏粮食之多，均为全国罕见。

宫城中核心区域是天堂和明堂，这两处建筑也代表着帝国的政治核心和当时先进的建造技术，宫城正门应天门北部的明堂依《周礼》而建，是举行重大政治活动的场所，其所在位置是隋代的乾阳殿，武后垂拱四年即公元688年，毁乾阳殿而建明堂，据史书记载，明堂高294尺，合今天80米，共有三层，上圆下方，下层四面墙壁上绘黑、白、红、青四色，代表一年四季，中层12面，象征一年12个月，上层有大圆盘，九龙簇拥，喻义九州，圆盘顶端设高一丈的涂金铁凤。武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僧人薛怀义纵火烧天堂而殃及明堂，旦夕之间明堂和尚未完工的天堂都焚毁殆尽。次年再度建起，形制照旧但规模略小。神功元年即公元697年，总耗铜量280吨的九州鼎被安放在明堂，由于神都洛阳处于豫州，故豫州鼎最大，高一丈八，其余各州高丈四。武则天曾命薛怀义督造夹苎干漆佛像供奉在明堂，但佛像形体巨大，仅指头就可容十数人，明堂根本无法容纳，于是武则天决定在明堂北面再造一座五层天堂用以供佛，据《资治通鉴》记载：“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天堂在建到第三层时就可以俯视明堂，根据《朝野佥载》描述：“天堂高一千尺，中有大佛高九百尺，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因此，天堂的高度应在130米左右。明堂和天堂是隋唐洛阳城的标志，也是帝国的象征，展现了古代工匠杰出的建造水平。皇城正南门端门外铸有天枢，天枢原意是指北斗七星中的第一星——天枢星，无论季节转换，北斗七星斗柄如何轮转，天枢星总会指向北极星，以此命名，喻义万邦辐辏、万国来朝。天枢于天册万岁元年即公元695年铸成，高150尺，合今天40米左右，下方为105尺高的八棱铁柱，由铁山擎托，环绕有蟠龙、麒麟、狮子。顶端设腾云承露盘，盘上有四龙托举一火珠。据《资治通鉴》记载，天枢是武三思率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纪功德，黜唐颂周。……诸胡聚钱百万亿，买铜铁不能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铸成之后，由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工人毛婆罗造模，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洛阳博物馆正门东侧的观光塔便是依照天枢的外形而建。天枢南边的桥是天津桥，隋代为浮桥，唐代改砌为石桥，“洛阳八景”中的“天津晓月”指的就是此处。当时洛阳城的正南门是定鼎门，贯通定鼎门与天津桥的是定鼎门大街，这条大街是当时的主干道，也是城市中轴线的一部分，长3公里，宽90-120米。隋唐洛阳城因其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成立了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将被复原展示，让今天的人们也可以领略大唐帝国的奢华与壮美。

大运河是隋炀帝时期开凿的一条贯通南北的人工运河，以洛阳为中心，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国漕运的重要通道。这一工程兼有引水、蓄水、排泄、治理等多方面的作用。在运输组织方面，唐、宋都专设有转运使和发运使，统管全国运河和漕运。随着运河通航条件的改善和运输管理的加强，运河每年的漕运量由唐初的20万石，逐淅增大到400万石，最高达700万石（约合今 11.62亿公斤），使隋唐时期的东都洛阳成为京师长安重要的粮食保障地。

唐代实行两京制，但帝王墓葬主要集中在长安附近，洛阳的唐代皇陵只有李弘的恭陵和昭宗的和陵。恭陵的墓主人李弘是唐高宗与武后的儿子，显庆元年即公元656年，李弘被册立为太子，据史料记载，李弘生性仁孝敦厚、温良谦恭，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675年李弘去世，时年只有24岁，高宗极为哀伤，于是下令以天子之礼葬李弘于偃师缑氏，按照《新唐书》记载：“营陵功费钜亿”，可见陵墓等级之高。李弘的太子妃裴氏死后陪葬恭陵，称为哀皇后陵，这组器物便出土于哀皇后陵之中。上世纪末，一伙不法分子潜入恭陵哀皇后陵中，大肆盗掘陪葬文物，警方侦破案件后追回被盗文物，经鉴定国家一级文物有24件，而展柜中所展示的蓝釉瓶、蓝釉灯、酱釉三足盖罐、酱釉盆等器物便是哀皇后陵中的精品，它们器形规整、做工精湛、釉色亮丽，有典型的唐代皇室器物风范，也是唐代釉陶器中难得的精品。

唐代釉陶器造型生动、釉色光鲜，其中的代表就是唐三彩。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器，流行于两京地区，主要用于随葬，三彩的种类多种多样，这组展柜中展示的三彩骆驼和牵驼俑，也是对唐代的丝绸之路空前繁盛的再现。隋唐时期，不仅有商人往来于两京至西亚、欧洲，也有大量的西域人定居中原。正如这组展品所展示的，牵驼俑的相貌、装束各不相同，证明他们来自于西亚或者欧洲。骆驼是西域的产物，原本不该出现在中原地区，但洛阳和西安都发掘出土了大量三彩骆驼，说明骆驼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和经济交流最好的见证，也证明西安和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

波斯银币说明：1955年洛阳老城北邙山30号唐墓出土。正面为脸向左的王者半身像，背面中央有一祭台，两侧有祭祀两个，左侧有五角星，右侧有弯曲的明月。两面都有波斯文字。为波斯萨珊王朝俾路斯时期（公元459-484年）的铸币。

东罗马金币： 1981年龙门安菩墓出土。圆形，正面为一王者形象，左边缘有铭文“FOCAS”，背面是胜利女神像，左边缘有铭文“CTQPIA”，为东罗马皇帝福克斯的铸币，其铸造年代为公元602-610年。这是洛阳出土的第一枚外国金币。

唐睿宗贵妃豆卢氏墓，于1992年在洛阳南郊龙门镇花园村南被发现。当时墓地面残存封土高6.5米，南北长22.3米，东西宽约22米。墓葬由墓道、过洞、甬道和墓室组成，甬道和墓室用小砖砌筑而成，全长36.2米。据墓志记载，墓主人为唐睿宗的贵妃豆卢氏，墓葬建于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豆卢氏曾经抚养过年幼的李隆基，因此为其修建了一座奢华的墓葬。

豆卢氏，在北朝和隋唐时期皆为望族，慕容氏后裔，其家族历代多与皇室通婚。

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强盛，各种手工业不断发展，瓷器烧造工艺已经非常成熟，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北方以烧造白瓷为主，南方以烧造青瓷为主，这种格局影响到后世中国瓷器烧造的基本风貌。唐代的瓷窑遍布全国，著名的有北方的邢窑、定窑，南方的越窑、铜官窑等等，这些窑口不断发展、融合、创新，为宋代制瓷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隋唐以前，瓷器的烧造多数以单一釉色为主，而绞胎瓷和长沙窑的出现则打破了唐代以来单色青瓷独步天下的局面，因此，长沙窑和绞胎瓷器是我国釉下彩绘瓷器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绞胎瓷又被称为“搅泥”或“透花瓷”，它是唐代制瓷艺术的新工艺。所谓绞胎,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颜色的瓷土揉和在一起，然后相绞拉坯，制作成形，浇一层透明釉，烧制而成。由于泥坯绞揉方式不同，纹理变化亦无穷。这件绞胎瓷器，虽然体型小，但做工极为精巧，黑、黄两色充分交融、交相辉映，代表了唐代高水准的制瓷工艺。绞胎瓷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制瓷工艺的革新，也代表着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青睐。

唐太宗与魏徵关于镜鉴的故事脍炙人口，根据《旧唐书 魏征传》记载，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直言进谏的魏征去世，唐太宗难过地说：“夫，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鉴矣！”这里的“鉴”，指的就是镜子，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有四千多年，先后经历了五个时期：早期以齐家文化、商周铜镜为代表，流行期以春秋战国铜镜为代表，鼎盛期以汉代铜镜为代表，繁荣期以隋唐铜镜为代表，唐代是我国铜镜发展史上最最辉煌的时期，是一个创新的时代。它摆脱了汉镜的拘谨板滞，侧重于自由写实，其图纹从汉代铜镜的繁杂、拘谨、呆板，变得简练、流畅和清新，制作工艺也极为精细。既有艺术的魅力，又有与现实生活的和谐统一。飞禽走兽、植物花卉纹饰是这个时期铜镜装饰的主要题材。这一组展柜中所展示的铜镜，充分显示了唐代铜镜多样化的造型和装饰手法，其中，海兽葡萄镜是唐代铜镜最引人注目的门类。根据史料记载情况可以判断，海兽葡萄镜在唐代高宗和武周时期较为流行，形制多为圆形，也有少量方形或菱花形，使用范围主要在唐代的关内道、河南道、淮南道等地。这种铜镜在洛阳地区也有大量发现，镜背主要装饰海兽以及葡萄的枝蔓和果实。海兽是古人以狮子为蓝本创造的神兽，而狮子和葡萄都原产自西域，在流行于内地的铜镜上装饰西域的物种，由此可见唐代与西域乃至欧洲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十分密切，许多物种和工艺都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原，传到洛阳，因此，洛阳自然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之一。在铜镜的式样上，突破一直以来的圆镜和方镜的局限，出现了菱花形、葵花形和带手柄的铜镜，在尺寸方面也出现了直径超过30公分的大镜。铜镜的使用方式也开始多样，不再单一被用作日常使用，也兼具装饰、占卜、馈赠等多种用途。

唐代洛阳的繁荣，不仅表现在造型艺术和手工业制作方面，也表现在金融、经济和税收方面，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元宝”，意思是指元代的宝货，元代才开始出现，而元代以前的贵金属货币多数是像这样的银饼或银锭。这件文物是杨国忠银饼，因为背面刻有唐代权臣杨国忠的名字而得名。银饼背面的刻款让我们了解到它来自四川达州，主管税收的官员名叫朱义。唐代所实行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个男丁每年需要向朝廷缴纳一定量的粮食和布匹，还要服徭役20天，到唐代晚期租庸调制接近崩溃，赋税和徭役都可以折算成银两直接缴纳，唐代政府规定，各地收缴赋税，要先由卿、御史等官员监督核对尺度斤两等，再入库房，同时在将要入库的物品上，写上缴纳物品的州县名、日期，以便区别优劣和新旧。一般物品尚且如此，银饼更不能例外。这样一来，银饼的表面就相当于现在的财务报表，经手的人都要在上面留名，算是签字。从同时在洛阳出土的银铤上我们可以看到，杨国忠当时的职务是“专知采市银使右相兼文部尚书”，是主管财务的大领导，当然最后要“签个名”才行这件银饼可以让我们了解唐代的赋税政策，也见证了洛阳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和国际都会的地位。

佛教的发展在隋唐时期可谓几经波折，曾有过武周时期的繁荣与鼎盛，也有过武宗时期的会昌法难，但佛教的许多宗派都形成、发展和壮大于唐代，如法相宗、法华宗、华严宗等。佛教最大的宗派——禅宗，在唐代高僧慧能和神会的努力下传承有序并发扬光大，唐中宗嗣圣元年即公元684年，神会和尚生于湖北襄阳，拜在禅宗六祖慧能门下，后来被尊奉为“南宗七祖”，驻锡于洛阳菏泽寺，乾元元年即公元758年，在荆州开元寺坐化，永泰元年也就是765年在洛阳龙门宝应寺龙岗建身塔，整理发掘神会和尚身塔时，出土了一批精美文物，这组展柜中的铜净瓶和黑釉陶钵便出自于神会和尚墓，这件黑釉陶钵体型较大，保存完整，釉色深沉凝重。这些文物体现了神会和尚涅槃后人们对他的追思，其墓葬对研究唐代佛教文化有着重要价值。

河洛文明展——五代、宋部分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产生于隋唐时期，雕版印刷佛经，五代后唐时期作品。线条细腻流畅，文字清晰，图案规整，梵文佛经呈放射状圆形围绕在中心佛像周围。如此成熟的印刷作品，证明当时印刷术发展已臻于成熟。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两宋时期的制瓷工艺和瓷窑体系较唐代有了较大进步，其中以皇室用瓷为代表的五大名窑更是一改唐代浓重华丽之风，而以淳朴自然的单色釉取胜。唐宋时期河南地区的瓷窑遍地开花、分布广泛，宋代五大名窑河南独占其三，即北宋官窑、汝窑和钧窑。河南出土了为数众多的宋代瓷器，展柜中央的瓷碗就是鼎鼎大名的汝窑。根据南宋学者叶寘的《垣斋笔衡》记载：“以定州白瓷器有芒而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然汝州为魁。”是说宋代统治者认为定窑白瓷不好用，于是命令汝州烧造青瓷供奉内廷，再加上宋徽宗信奉道教，而道家主张“清净遁世，返璞归真”，所以青瓷在宋代盛极一时。北宋汝窑存在时间只有短短20年，产品存世量极为稀少，由于在釉料中加入玛瑙，采用满釉支烧的方法烧造，因此器物釉面光洁如洗、温润如玉、浑厚天成，历代都奉为至宝，著名国画家李苦禅先生曾经评价说：“天下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尽善尽美也。”我们面前的这件汝瓷碗，虽然经过修复，但釉色饱满、苍翠，制作精美绝伦，也是汝窑的上乘之作。

展柜左侧是两件钧瓷碗，钧窑同样是北宋五大名窑之一，也同样创烧于徽宗年间，它典型的特征就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利用无法控制的窑变使瓷器呈现出独一无二、妙不可言的视觉效果。

瓷器是中国人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具，瓷器的种类涉及生活的多个领域，这组展柜中展出的是宋代不同造型和窑系的瓷枕，有定窑、磁州窑和宋三彩等等。瓷枕最早出现在隋代，唐代和宋元时期最为流行，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醉花荫》中：“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玉枕指的就是瓷枕，瓷枕可用作寝具、脉枕，也可以用作随葬，这件牡丹诗词瓷枕以牡丹花纹为主，配上清丽淡雅的诗文，书法流畅飘逸，随意中有章法，平淡中有灵气。

这一组保存完整的宋代瓷象棋，分别以黑瓷和白瓷棋子作为区分，字迹清晰，与现代象棋已无较大区别。象棋于北宋末定型成近代模式：32枚棋子，有河界的棋盘，将在九宫之中等等。南宋时期，象棋“家喻户晓”，成为流行极为广泛的棋艺活动。宋代时期墓葬大多趋于简葬，能够发现一整组完整的象棋棋子，可见主人生前一定非常嗜好象棋，才将一整组棋子放入墓中随葬。

    唐代灭亡后，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仍以洛阳为都，北宋也以洛阳为陪都“西京”，金代洛阳为“中都”，但随着经济中心的迁移，洛阳逐渐失去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城市的规模和等级、经济和文化的繁荣程度相比商周、汉唐不可同日而语。这座象征着帝王理想的王者之里，曾经辉煌无比的丰都大邑像一座座高耸的封土一样，成为了过去的记忆。一路走来，她承载着商周的定鼎中原、汉魏的文脉风流、隋唐的开放包容，一路走来，她饱经风霜，历尽了兴衰荣辱、城垣更迭。今天看来，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回眸，而洛阳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将永载史册、光照千秋！